一周之后，船队装载了木材和 500 吨粮食，还有 4000 名被俘虏的日军，从海防港出发，目的地是香港。
这支船队将在香港进行补给，然后途中经过上海，最后前往日本的东京港。
月玲号作为船队的最后一艘船，拖着那条被打捞的驱逐舰缓缓前行。
陈哲把突击营剩余的官兵全部编入了海防营，让他们在船上跟随日本海军教员学习航海知识和操控船只的技能。
这些官兵将成为陈哲培训的第一批海军人员，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陈哲的目标是将这些人训练成合格的海军，只要他们能够在东海和南海顺利航行，能够应对与猴子（可能指某个国家或势力）和小菲（可能指菲律宾）的战斗。
毕竟，陈哲并不需要他们成为顶尖的海军，只要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即可。
驱逐舰即将被送往上海的造船厂，接受全面的维修和保养。
尽管这条军舰目前仍具备航行能力，但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海水中，其轮机舱和其他关键设施都需要经过专业船厂的检查和维护。
在船队启程离开后，陈哲并没有闲着。
他迅速派遣王伟前往海南和广东等地，沿着海岸线采购了 12 条木质渔船。
由于沿海地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造船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能够制造木质渔船的小船厂数量大幅减少，这使得购买这些船只变得异常困难，陈哲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与渔船一同抵达的，还有他们请来工作的 36 名经验丰富的渔民。
陈哲深知，要让官兵们适应海上环境并非易事，于是他决定抽调侦察连出海捕鱼。
通过这种方式，官兵们不仅可以学习到渔业技能，更重要的是逐渐熟悉和适应海上的生活与工作。
时光荏苒，转眼间便来到了 1946 年。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国内两党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局势愈发紧张。
与此同时，法国人对北越地区也一直虎视眈眈，企图重新夺回他们曾经失去的殖民地。
在 1 月的时候，船队终于返回了越南。
这次不仅运走了 4000 名日军战俘，还带走了1000吨的粮食。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那两艘护卫舰一并拖往上海，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
与此同时，坦克登陆舰经过修复后，开始发挥其重要作用。
它忙碌地穿梭于海防港和永乐岛之间，帮助运送了一些从工厂拆卸下来的机器和铁轨以及机车。
那些特战第1师的家属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终于又有3000多人从上海被陆续运来。
这些家属们怀着忐忑的心情，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在经过一番劝导后，大部分家属都选择了前往永乐岛安置。
然而，特战第1师的部分官兵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希望家属能够被运回上海。
尽管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最终还是有许多家属踏上了前往永乐岛的旅程。
为了帮助这些家属在永乐岛更好地生活，陈哲决定给每个人发放10个银元作为一次性安置费。
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份及时雨。
接下来，这些家属们将面临新的生活选择。
有些人会分到土地，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有些人则会选择去工厂做工，为岛上的工业发展贡献力量；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海捕鱼，利用海洋资源维持生计。
这些人和物资对于永乐岛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还为岛上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无论是铁轨、枕木，还是火车头和平板车厢，都将成为永乐岛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多次往返，坦克登陆艇成功地完成了将人员、铁轨、枕木以及两个火车头和几节平板车厢全部运往永乐岛的艰巨任务。
这些运输任务虽然充满挑战，但坦克登陆舰都以出色的表现完成了使命。
最后，坦克登陆舰所携带的一条通用登陆艇和工程船被留在了南沙群岛，登陆艇成为了当地的交通运输船。
打捞上来的日军工程船被留在南沙群岛进行扩建岛屿作业。
工程船和登陆艇以及 4 条炮艇一起驻守在南署岛，为这片海域的安全和交通提供保障。
陈哲在港口的军舰打捞工作已经在 2 月中旬顺利完成，紫荆花船队也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帮忙运送日军战俘的任务。
运送战俘的进程原本预计在 4 月完成的战俘运送任务，现在有紫荆花远洋航运的协助提前了 1 个多月。
鉴于这些情况，陈哲决定不在海防地区留下任何部队，而是仅留下了一些渔船作为象征。
陈哲意识到，他在越南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无几了。
面对这种局势，陈哲迅速做出了决策。
他下令让渔船队将武器保管好，立即启航，前往香港停靠，他让曹保宝带着侦察连全体官兵在香港就地落户成为渔民。
陈哲带着部队撤回国内后，1946 年 2 月 28 日，中法协定在重庆正式签字。
这份协定的内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涉及华侨的待遇、滇越铁路以及海防自由港等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却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意图。
因为重庆政权既然已经承认了法国殖民者对越南的统治权，那么撤兵交防也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消息传出后，指责重庆政府出卖越南的声音顿时弥漫在河内的大街小巷。
人们对这一决定感到愤怒和失望，中越关系也因此突然变得异常紧张起来。
而在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内，气氛同样凝重。他们刚刚接到了来自重庆军令部的通知，告知中法交防事宜已经谈妥，交防日期将从 3 月 1 日开始，至 15 日结束，整个过程预计在 31 日全部完成。
交防的地点首先是海防，然后依次是河内。
此外，还允许法军在海防登陆前 12 小时，派遣 12 架飞机运送武器，并降落在河内机场。
重庆协议完全替法军打算，事前未征求第一方面军的意见，又未考虑中越复杂的情势，反动集团只要将军队撤走，早日参加内战，一切其他问题都不在他们的心目之中。
3 月 4 日下午，在法军代表萨兰少将的强烈要求下，一场重要的中法军事代表会议在第一方面司分部拉开帷幕。
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商讨接防日期，这关系到双方军队的交接和后续行动的安排。
会议由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瑛主持，陈哲出席，由于卢汉当时身在昆明，无法亲自出席。
然而，各有关军事的负责人都应邀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他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一关键问题。
与此同时，以萨兰为首的法方陆海空军代表也一同抵达会场。
双方参会人员共计30余人，使得会议室里气氛略显凝重。
会议开始后，法方代表率先发言，他们坚决要求于 3 月 6 日在海防登陆，并声称这个日期是在重庆中法参谋会议上谈妥的。
为了证明其说法的真实性，法方代表还特意出示了他们自己的法文证件。
1946年2月28日，中国远征军与法国远征军在河内城郊发生了首次直接武装冲突。
这次冲突源于法军试图强行接管一处日军遗留的军火库。
当时负责看守该军火库的是第93军下属的一个步兵连，他们按照命令拒绝了法军的接管要求，随后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这次冲突虽然规模不大，但它标志着中法双方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此前，法国驻河内代表就多次向中国军方施压，要求归还其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权。
对此，中国军队始终保持克制，但坚持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授权行使接收权。
3月初，更大规模的冲突在海防港爆发。
法军企图通过海路秘密运送武器，被第52军派驻港口的检查人员发现。
当中国军队准备扣留这批武器时，法军突然发动袭击。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两天，最终以法军撤退告终。
在战斗中，中国军队缴获了大量法军武器装备，包括轻型坦克两辆和装甲车数十辆。
在顺化地区，法军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
他们试图通过收买当地越南官员的方式重建影响力。
第60军获得情报后，立即采取行动，将几名与法军有密切联系的越南官员逮捕。
这一行动虽然没有导致直接武装冲突，但使法军在该地区的渗透计划受挫。
3 月 6 日上午8时，法军不顾警告，竟派遗海陆军在海防强迫登陆，受到了 53 军 130 师的坚强反击，遭到惨重的损失。
赵副军长报告：法国舰队于 6 日早晨从海口开入海防内河，有 6 条军舰靠近海关码头，企图强迫登陆。
驻军鸣枪制止，法国军舰竟用大炮射击，射击海防码头的弹药仓库。
守军军以机枪还击，没能制止法军前进，守军有效射程内用火箭筒向法舰发射， 6 发皆中，一舰焚烧沉没，二舰受伤，当即悬挂白旗，全舰队向下游退去。
4月中旬，法军在高平地区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他们出动了约3000人的部队，企图控制这一战略要地。
第62军在接到情报后，立即调动预备队进行围堵。
双方在高平城外展开了激烈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最终以法军败退收场。
在这些冲突过程中，中国军队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术素养。
他们充分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和与当地居民的良好关系，多次挫败了法军的进攻企图。
例如，在海防港的战斗中，中国军队利用港区复杂的街巷地形，成功切断了法军的补给线，迫使其放弃进攻。
为了应对法军的挑衅，中国军队加强了各个战略要点的防御。
他们在河内、海防、顺化等重要城市部署了重兵，并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
这些措施有效遏制了法军的扩张企图。
同时，中国军队还特别注意防范法军的情报活动。他们建立了严密的反间谍网络，多次破获法军的情报人员。
在河内就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一名自称是商人的法国人被发现实际是法军情报员，他企图刺探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
到了1946年5月，法军改变了策略，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施压。
他们声称中国军队在越南的驻扎已经超出了盟军最高统帅部赋予的权限。
对此，中国军队则以确保战后秩序稳定为由，继续坚持原有部署。
在处理与法军的关系时，中国军队采取了既不退让又不主动挑衅的立场。
他们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坚决维护在越南的驻军权益，同时也避免与法军发生不必要的摩擦。
正是这种坚定而理性的态度，使得法军在多次试图恢复殖民统治的行动中都未能得逞。
实际上，中国军队在越南的存在，客观上延缓了法国重新控制印度支那的进程。
每当法军试图采取军事行动时，中国军队的存在都会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行动的代价。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国军队最终撤离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