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知青们陆续回到知青点准备吃饭，饭桌上的话题很快聚焦到了“二邪”的事情上。
他们听到的大多是村民的猜测和只言片语，但当我听到他们提到“拉帮套”时，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之前猜测的那个意思。
我趴在炕上，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他们的议论。其实，我也很想和他们分享我昨晚听到的那些事情，但一想到自己还是个未成年，总觉得这些事情从我嘴里说出来有些难为情。
这些天，我一直躺在炕上养伤，是梁哥一直在照顾我。他每天给我抹药、端饭，还搀扶我去厕所，我真的被他感动到了。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叶珍也很关心我，但作为女知青，她不方便直接照顾我，只能时不时过来找我说说话。每次她过来，梁哥总是赶紧凑过来，加入我们的聊天。慢慢地，我们三人也成了有话就说的好朋友。
王阳可能事后也意识到自己被吴晓辉利用了，所以对吴晓辉的态度变得很冷淡。
吴晓辉也很识趣，这几天没有再闹事，只是每晚学习的时候，总是找借口和赵艳艳讨论学习问题，我一眼就看出来，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王阳和我的矛盾虽然还在，但我们表面上都能客气相处。我知道，王阳对我是有歉意的，他总觉得我受伤他也有责任。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处一室，彼此不再互相打扰。
每晚的学习时间，我都会安静地躺在炕上，翻看梁哥给我的连环画。
虽然这些连环画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但看着知青们在学习，我感觉自己仿佛也在学习。就这样，我们和谐相处了五天，我终于可以下床走动了。
虽然我能下炕走动了，但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看着知青们一起走出知青点去上工，不知怎么的，我还有些羡慕他们能够去工作。
可能是这几天在屋里憋闷得太难受了，我在屋里活动了几圈，感觉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就一步步走出了知青点，在村里慢慢溜达。
村里的人都去上工了，一路上也没有碰到一个能说上话的人。看到前面不远就是大队部，我就朝着大队部走去。
我本以为能在大队部看到黄书记或李队长，想找他们聊聊，毕竟我也是抓住坏分子的有功之臣。虽然没有表扬、没有奖励，但至少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然而，到了大队部，我没有看到两位领导，却看到了民兵队长徐大楞。
徐大楞看到我来了，很高兴，问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看到我似乎没什么大问题，他赶紧把我让进屋里。我进屋后，看到只有他一个人，便问道：“徐大哥，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书记和队长呢？”
“他们都去公社开会了。你快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徐大楞一边说，一边起身去倒水。
“你别忙了，我没事，就是一个人没事溜达溜达，走到了这里。看见你在，就进来坐会儿。”我摆了摆手。
徐大楞倒完水，坐到我前面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说：“那天抓的那个‘二邪’的事情，本来队里想把事情压下来，谁知道，第二天村里就把这个事情传开了，越传越玄乎，想压也压不住了。没办法，晚上我就把人送到了公社。公社革委会看到这个案子，就给拿了过去，说这是典型的封建思想毒瘤，要当典型处理。前天革委会来人把大成子和他的媳妇都给带走了。”
我一听，这事情闹大了！等徐大楞说完，我赶紧问他：“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那天我在这听了个一知半解的，我听我们知青点的那些知青回来也说这事，我到现在还稀里糊涂的呢，你给我讲讲呗？”
徐大楞想了想，说：“现在村里传的都是他们瞎猜的。一开始书记想压下这件事，内部处理就得了，所以不让往外说。现在公社想把这件事情当典型处理，也就没有瞒着的必要了。你想知道我就给你说说，你听了这两天先别跟你们那的知青说，让书记知道了会批评我嘴不严的。公社到时候会开批斗大会，那时候大家就会都知道的。”
徐大楞一个人在队部也闲得没事，正好有我在这陪着他唠嗑，他就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给我讲了一遍。听完徐大楞绘声绘色的讲述，我总算把听到的那些片段拼凑了起来，整个事情原来是这么回事。
大成子家原来是黑省的，他父亲在大兴安岭那边当伐木工。他三岁的时候，父亲被木头砸断了双腿，残废了。他母亲一个人靠在林场当临时工养活他们一家，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真是吃了上顿就犯愁下顿。大成子就是在父母的愁容中长到了八岁。
到了上学的年龄，大成子每天坐在家门口，羡慕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他却不敢问母亲为什么不送他去上学。
一天，母亲去林场上班不在家，邻居郑大娘来家里跟大成子的父亲说：“看他家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想让他大哥来他们家‘拉帮套’。他大哥是个木匠，今年四十六岁，是个老鳏夫，人特别老实，还有手艺，钱不少挣，就是没个家。他一年在外干活也攒不下钱，看着他岁数大了还在外东奔西走的，哪天死在外面都没人知道。所以我想让他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想到了你家。我让他偷偷看过你媳妇，看他挺满意的，我就硬着头皮过来说说。”
大成子的父亲没有恼怒，因为郑大娘说的也是他家的实情。再说，“拉帮套”在东北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他说：“等他媳妇回来商量一下，明天给你答复。”
她并不是怕丢人，而是真的没办法挣到更多的钱。她想让家里吃得好一点，也想让儿子去上学，但她真的做不到。她见过郑大娘的哥哥，那天郑大娘领着她哥哥就站在她家门前，还互相介绍了一下。
两人客气地说了几句话，她觉得这个人不错。虽然年纪大了些，但有木匠手艺，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谁家打家具不得求着他，还得好吃好喝地供着，听说他的手艺特别好。
就这样，郑大娘两口子抬着她哥哥的行李，把他送到了大成子家。两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大成子家的“拉帮套”生活就开始了。
自从郑大娘的哥哥来到大成子家，他们家的生活确实变好了。大成子的母亲脸上也有了笑容，大成子也终于能去上学了。
然而，八岁的大成子并没有因为生活变好而开心太久。家里多了个大爷，让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
小孩子骂人是毫无顾忌的，大成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小孩子的荣辱感往往比成年人更强。
家里新来的大爷让他吃上了好吃的饭菜，让他不再羡慕那些能上学的孩子，但他不希望家里没有大爷，他只希望家里没有父亲，因为两个“爸爸”让他受尽了羞辱。
那是一个星期天，母亲和大爷去郑大娘家，说中午不回来了，锅里给大成子留了饭菜。这是大成子一直等待的机会。中午，父亲吃了他端过来掺了老鼠药的饭菜，面无表情地看着父亲痛苦地死去。
下午，母亲和大爷回到家，看到死去的父亲，公安也来到了家里调查死因。八岁的孩子虽然是故意谋杀，但无法判罚。就这样，母亲和大爷成了合法夫妻，大爷变成了父亲。
八岁儿子谋杀残疾父亲的案件在当地人尽皆知。一家人只能离开黑省，来到大爷的老家——辽省八山子公社三队，重新安家落户。
有过这样的童年，即使换了生活环境，即使长大成人，也摆脱不了童年谋杀生父的事实。这里的村民虽然不知道大成子的过往，但他原本还算端正的面容却总是阴郁的。
他从不主动与人交往，成了这个村子里的另类。
在大成子三十六岁那年，他的大爷父亲因年轻时整日奔波在外，身体早已垮掉，最终去世了。大成子也尽了孝子的本分。大成子一直没有结婚，村里没有哪家愿意把姑娘嫁给他，也从来没有人给他提过亲。他母亲再怎么着急他的婚事，他的婚期也一直遥遥无期。
大成子也是个木匠，这是他大爷父亲教他的手艺。村里人都说他的手艺不错，但很少有人愿意找他。他只能去邻近的几个村子里上门揽活。一般人家找木匠打家具，都是要把木匠请到家里管吃住的。
很久没有回过家的大成子突然回来了，还领回来一个长得不错的媳妇。大成子有媳妇了，人好像也变得开朗了许多。大成子的母亲领着媳妇，没事就在村里人多的地方显摆。
很快，村里人都知道了新媳妇叫郝三妮。
郝三妮是一大队郝老实家的三姑娘，比大成子小十二岁。她以前跟一个海城在一队下乡的知青结过婚，那个知青因为犯错被下放到了西北农场。
两人离婚后，她就一直住在娘家。村子里人对郝三妮离婚的事指指点点，郝老实觉得丢人。正好看到大成子在他们村里给人家打家具，听说他还没有娶亲，一个有手艺的木匠在农村是很受待见的。
郝老实就托人问了一下，大成子看到姑娘长得不错，就给了郝老实家二百块钱彩礼，把媳妇领回了家。
大成子和媳妇在一起生活快三年了，媳妇一直没怀孕。村里人又开始议论起来，都说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要嫁给大成子当媳妇，肯定是因为生不了孩子。以前跟那个海城知青结婚不也是没孩子吗？
大成子的母亲觉得在村子里抬不起头，大成子的脸上又挂满了阴郁，郝三妮也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
又过了很长时间，当村里人对大成子媳妇不怀孕的事情都快忘了，没人再去议论的时候，大成子家里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成子的母亲说是大成子收的徒弟，是一队的，郝老实邻居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