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叶被寒风卷得簌簌作响，姜晚缩在医院的走廊长椅上，将脸深深埋进那条褪色的蓝格子围巾里。围巾是母亲去世前织的，针脚歪斜，毛线粗糙，却裹着一股经年不散的樟脑丸味道。她攥着诊断书的手在发抖，纸页上“胃癌晚期”四个字被泪水晕染成一片模糊的墨痕。
姜晚第一次意识到“命运不公”，是在十二岁的冬天。
那天父亲骑摩托车去镇上买她念叨许久的草莓蛋糕，却再也没能回来。警察说是一辆货车失控撞上了桥墩，父亲连人带车翻进结了薄冰的河里，尸体三天后才被打捞上来。母亲抱着父亲僵硬的遗体哭到昏厥，弟弟姜阳死死咬住嘴唇不敢出声，只有姜晚盯着父亲手里攥变形的蛋糕盒——奶油从缝隙里溢出来，混着冰碴，像一团肮脏的雪。
葬礼后，母亲开始咳血。她瞒着姜晚和姜阳，直到某天昏倒在洗衣服的水池旁。医生说是肺癌，晚期。“治不好的，”母亲摸着姜晚的头笑，眼泪却砸在她手背上，“省下钱，供你和阳阳读书。”
十六岁的姜晚退了学，白天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晚上去烧烤摊串肉串。她总把烤焦的鸡翅偷偷塞给姜阳，自己啃馒头蘸辣椒酱。姜阳高考那天，她蹲在考场外的树荫下等，头顶蝉鸣刺耳，汗水浸透了她十块钱买来的廉价衬衫。姜阳冲出考场时眼睛发亮：“姐！最后一道大题我全做出来了！”她笑着揉乱他的头发，转身却抹掉了指尖的血——她的胃已经疼了小半年。
姜阳去北京读大学的那天，姜晚在火车站攥着存折反复数上面的数字：三万七千块。那是母亲临终前塞给她的，皱巴巴的纸币浸着血和药味。“别告诉阳阳我的病，”母亲最后的气息烫在她耳边，“他心思重，知道了书就读不成了……”姜晚点头，喉咙里哽着一团火。
她没想到自己也会倒下。起初只是胃疼加剧，后来吐出的食物掺着血丝，再后来连喝水都成了折磨。烧烤摊老板娘嫌她脸色吓跑客人，服装厂领班骂她手脚太慢，最后她蜷缩在出租屋的角落，看着天花板剥落的墙皮，恍惚想起父亲葬礼那日——灰蒙蒙的天，纸钱烧成的黑蝶扑簌簌落在她肩头。
确诊那天，医生盯着ct片叹气：“怎么拖到这时候才来？”她捏着缴费单站在医院大厅，人群像潮水般从她两侧分开。三万七千块是姜阳下学期的学费，她攥着存折的手关节发白，最后默默叠好诊断书，塞进了围巾内侧的暗袋。
姜阳打来电话时，姜晚正趴在公厕的水池边呕吐。血块混着胃液溅在瓷砖上，像绽开的红梅。“姐，我拿到奖学金了！”少年的声音雀跃如春鸟，“等毕业了，我给你买带电梯的大房子！”她捂住嘴压住咳嗽，笑着应声：“好，姐等着。”
她开始偷偷写遗书，藏在缝纫机抽屉的夹层里。遗书里夹着姜阳从小到大的奖状复印件、父亲和母亲的合照，还有一沓整理好的账单——姜阳的学费流水、助学贷款明细、甚至详细标注了房东太太心软时允许她迟交房租的月份。最后一页，她画了一棵歪扭的树，树下三个小人手拉着手，旁边写：“阳阳，姐去陪爸妈看樱花了。”
死亡来得比预想中快。某个雪夜，她踉跄着栽倒在出租屋门口，手里还攥着给姜阳织到一半的毛衣。毛衣是姜阳最爱的宝蓝色，毛线是她从服装厂废料堆里捡的，掺着杂色，却柔软得像一片海。意识涣散前，她突然想起十六岁生日那天——父亲将草莓蛋糕上的奶油抹在她鼻尖，母亲笑着骂他“老不正经”，姜阳趴在她膝头抢着吹蜡烛。那一天阳光很好，窗台上的野花开了，风里全是甜香。
三个月后，姜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那封遗书。彼时他刚收到跨国公司的入职通知，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却跪在满地狼藉中哭得撕心裂肺。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片枯黄盖住缝纫机上未织完的毛衣，像在轻吻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