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零三分，暴动趋于结束，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上百人。
还能站着的警务人员只剩下11个，正相互搀扶着靠拢。
老徐脸朝下趴在地上，想翻过身腰却疼得没办法，旁边的联防队员半跪下来，小心地扶着他的胳膊，一点一点帮他坐起身，另一只手轻轻拍着他满是尘土的后背。
“他娘的……差一点老命就交代在这儿了。”老徐声音发哑，抬手摸了摸额角的肿包，还心有余悸道，“我这年纪，这个子，人家打我跟打地鼠似的。防爆盾顶在前面有啥用？人家仗着个子高，一棍子就往我脑袋上敲，再重点，我这脑袋都得嵌进肚子里！”
“至少咱俩还喘着气，还能动弹！”
扶着他的联防队员左右扫了眼，语气里满是庆幸，却没敢提。
整个联防队，除了张涵之外，如今能确定活着的，就只剩他们俩了。
剩下的人，早混在满地的人影里，分不清谁是谁
左侧五米处，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半坐半躺，大腿被子弹撕开，血顺着裤缝灌进鞋帮。
他咬牙撕下一条衬衣，死死勒住伤口，抬头冲警员嘶吼：
“你们就是这么当人民公仆的？今天开的枪，把账算在谁头上？算我，算他们，还是算你们帽子上的国徽？”
“算老子。”张涵横眉冷对道，双手颤抖着垂下还在冒着青烟的手枪。
“为何平民会不惧生死化为暴民？”
“为何点火的是他们，灭火的却是我们，最后责任还得刻在我们身上？”
脑海里不断闪过这两句话，身上已经不知道挨了多少棍，落在肩背、胳膊、腰窝。
隔着保安服和防刺服，钝痛一层层叠上来，他没倒，不是他硬，是衣服硬。
要是没这套皮，他早躺地上蜷成一只虾米，嚎得比谁都惨。
他就开了两枪，两发9x19 mm铅芯弹几乎同时钉在一个一米七三的胖子身上。
第一枪钻进左腹，胖子只觉被人猛推一把，血还没涌上来，肾上腺素先把他整个人裹住，像泡在热水里，疼意被远远隔在后头。
第二枪紧跟而至，砸在胸口，羽绒服“砰”地炸开，白绒混着血沫喷出一尺远，像劣质枕头被撕开。
弹头没穿背，卡在第五根肋骨后面，铅体变形，把肺叶撕出一道豁口，血立刻灌进胸腔，每吸一口气，碎绒和气泡就顺着喉头翻上来。
这是盲管枪伤，没有出口，创道里夹着羽绒、铅屑和骨渣；积血在胸腔越聚越厚，肺被慢慢淹住，呼吸一次，胸口紧一分。
不剖胸清创、不取出弹头，血凝块会机化成纤维壳，把肺缘牢牢锁死。
随后革兰阴性菌定植，六小时内就能化脓，先高热，再喘不上气，最后连健侧肺也被拖垮。
相比贯穿伤那条透气通道，这种闷在体内的子弹更阴毒。
它会把胸腔变成只进不出的死腔，活路只剩手术刀一条。
开枪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是整条线绷断了。
最开始还只是零星几声，像是试探，像是犹豫，枪口抬得高，只敢打冲在最前头的、最疯的那些人。
后来就不挑了，枪口压下来，子弹扫进人群里，像犁地一样，犁出一道道血沟。
惊叫、惨嚎、哭喊，一层层叠上来，把别的声音全盖了。
“兔死狐悲，惺惺作态！”
张涵蹲在地上，拿着05式转轮手枪，用拇指压下退弹杆，再往前一推，弹巢“咔嗒”松开，两枚空壳“叮叮”落地，斜眼瞄向菜市场门口。
那扇铁皮卷门半拉着，缝里黑影晃动，像鱼槽里的鲶鱼挤成一团。
难民里绝对有人摸到了枪，只是没朝外搂火而已。
但也很正常，要么想留着换两袋大米，要么塞在裤腰里给自己守夜。
枪在任何时代都是硬通货，尤其这会儿，子弹比面包更能让人闭嘴。
眼角余光扫过刘权，他靠墙坐着，目光散了焦，像电池耗尽的无人机，只剩壳子。
不管当时处置得多冷静、多“合理”，上头总得有人背锅。
这是公共场所大规模伤亡，死亡数字一旦超过三人，就属于“重大刑事案件”，按规定必须上报省厅，成立专班，限时给结论。
现在尸体数量直奔五十，舆情炸锅，上面要的是“交代”。
流程大家都熟，先停职、再调查、最后挑一两个现场指挥的基层干部。
罪名“处置不当”，撤职或刑拘，对外通报“已依法追责”，民愤才算有出口。
所长被撤、坐牢、发配前线，剧本写好了，只是没人会说破。
张涵不怨，他太懂了。
他读过书，也看过史，知道“暴民”两个字怎么写。
不是他们天生疯，不是他们骨头贱，是路断了。
所有的活路，温和的、合法的、讲理的，全被堵死了。
连“好好活着”这四个字，都得拿命去换。
那他们还能怎么办？
只能化身潮水，撞向那道写着“秩序”的墙。
墙不倒，他们就得死。
墙倒了，他们也得死。
但他们还是得撞。
不是不怕死，是怕活着比死还难受。
“张队！”
与张涵并肩作战的那个辅警赵长峰一瘸一拐的靠了过来，脸上新添了一道由木杆捅出来的划痕，却丝毫不影响他语气里的快意：“难民退回去了，全缩在菜市场里！但也有不少趁乱钻小巷跑了，等我们大部队一到，这些人就两条路可以走！”
“哪两条路？”
张涵不明所以，随口道：“除非他们钻下水道，不然其余的主干道全堵死了，怎么走？”
赵长峰笑着摇了摇头，目光扫过路边倒地哀嚎的难民，加重语气：“张队，您这是想岔了！我说的是他们之后的人生道路。”
“人生道路？”
张涵提了点精神，指尖捏着子弹，缓缓装进手枪弹槽里。
赵长峰意味深长道：“第一条，坐牢。”
“现在没纯蹲号子了，徒刑改‘应急劳务’。”
“说白了就是把号子搬到工地上。早上六点出仓，晚上八点回监，中间没有午休。塌方要修、排水沟要掏、高速积雪得铲，全是户外苦活。”
“夜里突发险情，铃一响就得列队，迟两分钟扣一顿口粮。”
赵长峰咽了口唾沫，语气里带着点唏嘘。
“一天就两顿，稀饭、馒头、咸菜，周末给指甲大的一块肥肉，算奖励。撑满三百六十五天还能活下来的，算他命硬。”
“那第二条呢？”张涵合上转轮，“咔”一声脆响，顺手把枪插进腿套，掏出黄山楼，抽出一支递过去。
赵长峰把烟夹耳后，手指往南一晃。
“充军！现在上面新搞了个编制，叫‘囚兵’，专门从监狱里招人。”
“这不挺好吗？”张涵理所应当道，相比较窝在监狱里干苦力，干到死，那还不如为了自由搏一搏。
以命换前程的法子，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
回溯过往。
从国内到国外，每逢缺兵少将、处境艰难时，监狱里的囚徒总会成为被想起的一群人。
秦朝的“刑徒军”就是头一个例子，清末招犯人打太平军也干过。
二战时苏联的“惩戒营”、法国外籍军团早期，都收过刑徒。
毕竟囚徒里，除了经济犯和强奸犯等，不少暴力犯罪的，本就好勇斗狠，派去打仗，倒省了不少驯化的功夫。
“听着挺诱人吧？”赵长峰停顿下来，掰着手指头数：
“据说只要服役满两年，以前的刑期全免，还发个‘荣誉市民’证书，犯罪档案直接销干净，以后找工作、落户都不受影响。可您想想，这活是好干的？”
“不好干也比累死强！”张涵点了烟，吸了一口，目光掠过居民楼。
三楼、五楼的窗口都有人举着手机拍照，镜头对着街头的狼藉，几个幸存的警员靠在墙边喘气，没人有精力去管这些“旁观者”。
“可囚兵的物资是最差的，别人部队吃压缩饼干配罐头，他们就只能啃硬面饼子；装备更别提了，就给些老掉牙的56半自动，连个连发的都没有，重武器想都别想，单兵装备也就只有一顶钢盔、一件旧防弹衣，还是别人换下来的。”
赵长峰越说越带劲，“而且上了战场，哪打得最凶就往哪派，前线阵地快守不住了？行，囚兵上！感染者反扑最猛的地方？还是囚兵上！”
接着，他忽然意味深长的看了刘权一眼，补充道：“前几天跟所长吃饭，所长说这叫‘物尽其用’。”
“说他们犯了错，那是个人的错；可要是能为国捐躯，那就是英雄，你说，这话多会绕？那些犯人一听‘销档案’‘当英雄’，眼睛都红了，后方的监狱大半都空了，全去当囚兵了。”
“又不是啥稀奇事！”张涵弹了弹烟灰，跟着一同看向刘权。
“那你猜省下来的狱警去哪了？”赵长峰自己先笑了，“全调去城市治安队了！现在街头乱成这样，刚好添人手，说白了，就是拿囚兵的命，换咱们这边的安稳。”
“不怕，总有人要往前线赶，你我不必多想。”张涵收回目光，把烟头踩灭。
他做过英雄了，现在正好，轮到刘所长去“英雄”一回。
还他妈不准开枪？真以为把枪揣在腰里，摆摆样子就能平了事？
但好在刘所长可不是普通人，那可是响当当的正科级，就算犯了错，那也得有特殊待遇。
去了囚兵营，凭他以前那身份，总不能跟底下人一样扛着枪当炮灰吧？
怎么着也得给个班长当当，再不济，下士副班的位置总跑不了。
手底下管着三五个兵，不用天天冲在最前面挨枪子，听着就体面。
到时候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往前线“冲”，要是真能蹭着大伙的功劳打退了感染者，站在领奖台上拿荣誉证书，胸前再别上枚勋章，那多威风啊！
只是不知道，刘所长有没有那个命。
连面对一群难民都不敢下令开枪，真到了感染者扑脸、子弹乱飞的前线，能不能从尸堆里爬出来，享这份“光荣”，可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