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涣（约810年—约875年），字思顺，衢州龙游（今浙江龙游）人，唐武宗会昌年间出任地方县令，活跃于晚唐“会昌中兴”至宣宗大中年间，以勤政爱民、务实兴邦的治绩着称。其生平虽未见于正史列传，但结合《东阳县志》《衢州府志》及徐氏家族谱牒的零星记载，可勾勒出这位晚唐县令深耕地方、造福一方的履职轨迹，其治政举措既契合武宗朝改革基调，又彰显了基层官员的民生情怀。
徐涣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任州学博士，父亲以明经入仕历任县丞，家族世代秉持“学以致用、济世安民”的家风。他自幼聪慧好学，遍读经史与治政典籍，尤其钻研《唐六典》中地方治理篇章，青年时师从衢州名士研习吏治之术，积累了扎实的实务功底。唐武宗会昌初年，徐涣以明经科及第，通过吏部铨选，因“识见明达、处事沉稳”被任命为婺州东阳县令，秩从七品下，开启了其扎根基层的治政生涯。
会昌年间正值武宗推行“会昌中兴”，改革弊政、整顿吏治、发展生产成为时代主题。徐涣到任东阳时，当地面临三大难题：水利失修导致农业歉收、寺院占田严重影响赋税、文教滞后滋生陋习。他秉持“民为邦本”理念，首要解决民生根本，将水利兴修作为施政重点。东阳境内南江、北江支流纵横，却因年久失修堤坝溃决，旱涝交替。徐涣亲赴田间地头勘察，绘制水利分布图，牵头组织“以工代赈”，招募流民与乡民疏浚河道三十余里，加固河堤二十余处，还修建三座引水渠与五座蓄水塘，使千余亩荒田变为沃野。当年东阳便迎来丰收，百姓为感念其功，将其中一条水渠命名为“徐公渠”。
针对武宗朝着力整顿的寺院占田问题，徐涣依规行事却不失柔性。当时东阳境内多座寺院占据大量良田，僧侣勾结豪强逃避赋税，加剧民生负担。徐涣并未简单强制拆寺，而是先核查寺院田产档案，区分合法赐田与侵占民田，对侵占部分依法收回分配给无地农户；对合法田产则按制征收赋税，同时劝导寺院僧侣参与农事与公益，将部分寺院闲置房屋改建为乡学，既响应了朝廷政策，又减少了社会动荡，得到上司与百姓的双重认可。
在教化与民生治理上，徐涣多措并举重塑地方风气。他发现东阳部分乡村仍有“信巫弃医”“薄养厚葬”的陋习，遂一方面颁布禁令严禁淫祀，邀请郎中下乡义诊、传授医药知识；另一方面亲自讲学乡学，以儒家孝悌思想教化百姓，还树立孝廉典型予以表彰，逐步革除陋习。他极为重视教育，捐出部分俸禄修缮州学与乡学，聘请饱学之士任教，尤其鼓励寒门子弟入学，其长子徐珏便是在他的教导下，幼年便能默诵《易经》《礼记》，后被唐宣宗召至殿中试课获赐衣帛，次年登童子科及第，被誉为“神童”。
作为县令，徐涣将“轻徭薄赋、均平赋税”落到实处。他重新核查户籍与田亩，纠正此前“富户逃税、贫户重负”的弊端，制定公平的赋税标准，还为受灾农户申请赋税减免；在徭役征发上，他优先选用农闲时节，且按户丁强弱合理分配，严禁官吏额外摊派，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任内他还修缮县城道路与驿站，便利商旅往来，推动东阳特产茶叶、丝绸的贸易流通，促进地方经济复苏。
会昌末年，徐涣因政绩卓着被擢升为婺州司马，后历任衢州长史等职，始终坚守基层治理的务实作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他随子徐珏赴京，再次以明经科登第，获授着作佐郎，负责文史编撰工作，晚年辞官归隐龙游故里，潜心整理治政心得与诗文。约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徐涣病逝于家中，享年约六十五岁。
徐涣的一生，恰逢晚唐由“会昌中兴”向后期过渡的关键时期。他在县令任上，以水利兴农安民生、以柔性施策推改革、以教化育人正风气，用扎实的治政实绩践行了“父母官”的职责。其生平虽无惊天伟业，却以“务实不激进、惠民不扰民”的风格，成为晚唐基层官员的典范，其事迹也为研究会昌年间地方治理、武宗改革的基层实践提供了鲜活样本，彰显了乱世之中士人坚守民生为本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