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玮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外交使臣，活跃于公元6世纪前期。南朝梁自梁武帝萧衍建立后，虽在文化、经济上一度繁荣，但与北方的北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北魏凭借军事优势，对南朝形成压制，而梁朝为打破僵局，积极寻求外部盟友，徐玮的出使便是这一外交策略的重要实践。
当时的北方草原，柔然是实力强劲的游牧政权，与北魏长期敌对——北魏视柔然为“北境心腹大患”，多次出兵征讨，双方征战近百年。对梁朝而言，柔然是牵制北魏的理想盟友；对柔然来说，与梁朝联合可缓解北魏的军事压力，还能通过贸易获得中原物资。这种战略需求的契合，为徐玮出使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徐玮受命以正式使臣身份出使柔然。此次出使并非易事：从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到柔然王庭（今蒙古国境内），行程数千里，需穿越北魏控制的部分边境地带、荒漠戈壁与草原，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规避北魏的侦察与阻挠。徐玮凭借周密的筹备与沿途向导的协助，历经数月跋涉，最终抵达柔然王庭。
面对柔然可汗，徐玮展现了出色的外交能力。他向可汗阐明梁朝的联盟意愿：梁朝愿以丝绸、茶叶、瓷器等物资作为交换，支持柔然对抗北魏；同时提议开放边境贸易，互通有无。柔然可汗本就对北魏积怨已久，徐玮的提议正中其下怀，双方很快达成共识——柔然承诺不再与北魏缓和关系，并将在北魏南下攻梁时，从北方出兵袭扰北魏后方；梁朝则保证定期派遣商队携带物资前往柔然，还同意在边境设置互市点。此次谈判的成功，标志着梁朝与柔然正式建立联盟，形成了南北夹击北魏的态势。
联盟达成后，徐玮并未立即返回，而是在柔然停留了一段时间。他深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观察柔然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冬则避寒于漠南，夏则避暑于漠北”；记录其社会结构——可汗之下设“俟利发”“吐豆发”等官职，军政合一；还留意到柔然的习俗，如“以羊酪为食，以穹庐为室，婚礼多以马牛羊为聘礼”。这些观察被他整理成《北使记》，书中不仅有对柔然风俗的详细描述，还记录了出使路线、沿途地理及与柔然官员的交流细节，成为后世了解柔然的重要资料。
此次出使的直接成果，除了联盟的建立，还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南线的开辟。以往草原丝绸之路多以北方政权为中转，而徐玮促成的梁与柔然的贸易，让梁朝的物资得以经江淮、河南（梁朝控制区）进入草原，再由柔然转运至西域，形成了一条从南朝直达西域的新商路。这条路线不仅加强了梁朝与西域的联系，也让柔然成为贸易枢纽，双方都从中获得了经济收益。
返回梁朝后，徐玮向梁武帝详细汇报了出使经过，并呈上《北使记》。梁武帝对此次外交成果十分满意，对徐玮加以嘉奖。《北使记》虽未完整流传下来，但《梁书·诸夷传》在记载柔然时，引用了书中不少内容，如“柔然无文字，事皆口传”“其俗能歌善舞，乐声多悲壮”等，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记录。
从历史影响来看，徐玮的出使在短期内达到了牵制北魏的目的——520年后，北魏因需同时应对南方的梁朝与北方的柔然，军事压力骤增，南下攻势明显减弱，梁朝获得了数年的稳定发展期。而“草原丝绸之路”南线的开辟，则在经济文化层面促进了南北交流，让南朝的文化与物资通过草原传到更远的地方。
作为一名外交使臣，徐玮的贡献不仅在于完成了联盟使命，更在于他以文字记录了当时北方草原的风貌。在那个南北分裂、交流受限的时代，这样的记录弥足珍贵。尽管《北使记》已佚，但仅从留存的片段中，仍能看出他作为使臣的细致与远见——他的出使，既是梁朝外交智慧的体现，也是南北朝时期民族与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