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和李元昊的故事我们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宋朝。
公元1043年的这个九月可谓是多事之秋，这一个月里发生了太多的事，而下面这件事更是我们所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北宋历史上着名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源起还得从赵祯说起。身为宋朝的皇帝，自从李元昊与宋朝反目成仇并兵戎相见之后，赵祯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对自己眼前的这个大宋朝可谓是有了更为深入和直观的认识与了解。在这之前，所谓的天下承平掩盖了宋朝身上太多的问题和弊端，而当战争一爆发就将这里面的问题全都暴露了出来。
面对李元昊的作乱以及几次三番的越境攻击，号称控疆万里、富甲天下且拥兵百万的宋朝竟然没有一次能够集结起重兵对西夏予以雷霆式的惩罚性军事打击行动，这里面的原因究竟何在？不但如此，宋朝反而在自己的本国境内被李元昊的三次御驾亲征打得威严扫地，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这三战让宋朝直接损失了四万兵力且是一种全军覆没的方式遭遇惨败，而整个泾原路的主要将领更是极其耻辱地被李元昊团灭了两次。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只是宋军战斗力低下的问题吗？
除了西夏，辽国的趁火打劫也是让宋朝备感屈辱。宋朝确实有钱，也可以用钱去买和平，可天底下又有谁会觉得自己钱多就可以任人敲诈和侮辱？如果宋朝的拳头够硬，那么还会畏惧辽国的威胁吗？还会被辽国敲诈成功吗？
看上去以上的这些问题都是军事上的问题，可事实已经证明宋军的将士并不是一群孬种，更不缺乏战斗力，那么这就证明问题并不出在拥甲百万的宋朝军队上面。打仗需要粮食，更需要钱，而这些宋朝也不缺，所以说后勤辎重也不是问题。如此说来，问题就只能是出在人的身上。准确说，宋朝的官不行，宋朝官僚体系的运行有问题。经过将近百年的发展，宋朝现如今早就已经是文官独霸天下的时代，这些人不但掌理帝国的中枢机要以及各地的政务财税，就连宋朝军队的指挥权也都被其所把持。
澶渊之盟距今已经四十年过去了，这四十年里文官集团全面崛起，这四十年也是宋朝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全面发展的四十年，宋朝也由此而进入了所谓的太平盛世。如果这个世界就这样一直安静地运转下去，那么天下大同也就不是在痴人说梦，但万物都是在时刻变化的，而物极必反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李元昊的反叛以及辽国的趁人之危就像两记凶狠的耳光狠狠地抽打在了赵祯的脸上，他猛然惊醒过来，就像被一场暴风雨给彻底冲刷过一样，这时候的赵祯再度举目四望才发现自己手中的这个原本看上去在各方面都无比坚挺的大宋帝国竟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风，而这些平日里自诩满腹经纶的文官在应对危机时的丑态百出更是让他大失所望。
一个人即使是靠行乞为生但却也是有尊严的，用王圣人的学说来讲，每个人都有具备成为圣人的潜质和条件。我们都说宋朝在对外时显得很懦弱，但这世上有人愿意去懦弱吗？作为大宋帝国的皇帝，赵祯的自尊和要强只会比别人强，而不会比任何人弱。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当李元昊一再地击败和屠杀宋军之时，当辽国逼着宋朝增币和嫁公主之时，当满朝文武只能窝里斗狠却不能为国抵御外辱之时，作为皇帝的赵祯其内心的屈辱和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好水川之战以及定川寨之战的失败让他抑郁寡欢，以至于他痛苦得无法进食，他比谁都想立马宰了李元昊，可问题是他不是可以自降为帅的开国之祖赵匡胤，也不是敢于御驾亲征的赵光义，他没有这个本事和胆量，更要命的是，他手底下的这帮文官士大夫也没有这种本事。
有个设想，如果此时的大宋皇帝是赵匡胤或者赵光义，面对李元昊在和谈期间的种种无理要求和索取，他们会是何种反应？毫无疑问，要钱没有，朕能给的只有刀兵！可是，赵祯却只能在严守底线的同时尽量满足李元昊的各种要求，但李元昊反而更加趾高气昂，于赵祯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奇耻大辱？终于，他愤怒了，他拍案而起！
公元1034年9月，也就是吕夷简彻底退休以及李元昊杀掉野利兄弟的同月，赵祯在召见已经组建了半年的新一届两府大臣时无不震怒地说道：“你们这些人个个都自诩有经天纬地之才，都自诩有治国理政之能，可你们看看如今的这个天下，辽国人和西夏人都欺负到家门口来了，可你们又是怎么应对的？朕就想问问你们，当今之计你们何以为政？你们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大宋挺起腰杆？你们不是都能说会道吗？现在就请各位好好地说一说吧！”
在场的两府高官们面对赵祯的责问是哑口无言，只能是跪地自称有负圣恩，但赵祯要的不是这个。退朝之后，身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对同僚说道：“陛下用我等治国虽然有革新之意，但我朝积弊甚深非朝夕可变，此事得需从长计议才行。”
换言之，满朝公卿根本就没想过这事，他们全都是一群只顾低着脑袋忙手头活儿的近视眼。因此，当皇帝要他们提出富国强军的办法时，他们全都噤若寒蝉，他们能做的就是下朝之后回到家里去苦思冥想。
几天之后，赵祯再又以书面的形式催促这些人赶快交作业，但这些大佬们的回答是：如此重大国事我们还在精心酝酿之中，还请陛下再稍等几日。
又是几天过后，赵祯直接把这帮人叫到跟前，然后给这些人搬来了凳子和书案，而且桌子上面纸墨笔砚全都一应俱全。
“朕的爱卿们，已经过去好些天了，现在你们就当着朕的面开始写！”
赵祯的这番言行已经证明他现在很是震怒了，而这帮大宋精英们还是选择了藏拙，他们没一个人敢坐上去，因为他们还是写不出来，他们的定国安邦之策还在酝酿中。
这一天，赵祯的脚下再又跪倒一片：“陛下，请容臣等回去之后再酝酿几天，然后我们一定给你写出个一二三四！”
数日之后，大宋的这几个精英当中的精英终于是陆续交卷，但其实真正去做这件事的人不过就是参知政事范仲淹以及枢密副使富弼和韩琦。宰相晏殊和章得象以及枢密使杜衍此时都是一把老骨头，就等着哪天退休拿养老金，什么改革和新政这种事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力不从心，而且人家也没那个精力和兴趣。说得难听一点，这些老家伙们不过是在混吃等死而已。史书单独将范仲淹的奏疏详细罗列，这里面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范仲淹的这十条建议有九条最后都被仁皇帝陛下所采纳并逐一颁布贯彻和执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范仲淹这次所陈述的十条新政到底都有哪些内容：
一、明黜陟。
范仲淹的新政首先要改革的就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制度。在这之前，宋朝的官场实行的是定期升迁制度，文官每三年升一级，武官每五年升一级。意思就是，哪怕你什么也不干，每年只管收粮收税，只要你没有大的过失就铁定升官。长此以往，大宋的官场也就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继而坐等升官的习气和氛围。范仲淹提出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以资历论升迁的常规，转而改用考核和监察制度来对官员进行升迁和任免，以此杜绝懒政和不作为的官场混子现象。
这个政策的精髓其实是在考课院身上，作为负责专门考察官员政绩的机构，考课院之前几乎形同摆设，他们考察官员的唯一标准就是在任期间是否有过失行为，如果没有，那么三年或五年一到铁定升官。范仲淹这一改就重新确立考课院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从此以后某人想要升官首先看的不是他是否犯错，而是此人在任期间是否有利国利民的善政。从此，无过便是功这条升官铁律便被扔进了臭水沟。
二、抑侥幸。
此项新政所针对的对象是宋朝数量庞大的官宦子弟。在之前讲述赵恒封禅泰山以及各种拜神运动时我们曾提到过赵恒的“仁慈和大方”，比如他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对官员们的各种赏赐在那以后都成为了宋朝官场的惯例，但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赵恒把官员的恩荫制度给彻底打破了。
在赵恒时期，每逢郊祀大典以及皇帝生日这种性质的大礼之日就是大臣们最为幸福和期待的日子，因为他们不但会收到各种丰厚的赏赐，而且他们在这一天还可以将自己的一个儿子举荐为官，上至宰执大臣以及在京的各部门主官，下至各路的转运使和提点刑狱使等省厅级官员都有这种特权。要命的是，皇帝可是每年都会过生日，但官员们的儿子却没那么多，儿子不够怎么办？简单，没有儿子还有侄儿，没有侄儿还有其他的各路亲族子弟。长此以往，大宋的各级只挂职不干事的官员就多如牛毛，而由此给国家财政所带来的负担也就可想而知。
范仲淹提出以后朝廷实行恩荫制度只能给大臣们的亲生儿子封官，侄儿亲族之类的一律不许，地方官则必须是干满了两年之后才能申请恩荫子弟。而且，即使是封官也不能随意将这些人安排进馆阁重地，这类官员的递补和升迁必须得经过严格的考察和考核才行，没有本事和才学的不许成为馆阁官员以防滥竽充数。
三、精贡举。
自赵光义时代开始宋朝每次科举所录取的进士人数往往都是数百人之多，而到了赵恒时期更是呈泛滥之势，诸如只要参考的次数达到了标准或者年纪实在是太老就可以直接被录取，这就偏离了为国选材的宗旨和初衷。在这几百人里面真的具有真才实学和实干能力的无外乎就是一两百人，而后面的这些人其实都难免有浑水摸鱼之嫌。再者，科举的选材制度也有问题，简而言之就是重诗词歌赋而轻策论，结果就是善于死记硬背和能说会道的人陆续走上了官场，但为官之后却只是一群只会之乎者也的教条主义者——用范仲淹的话来说就是“ 专辞藻而不明理道”。
范仲淹建议以后录取的进士必须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些靠熬资历和年纪混进士的现象必须杜绝，而且录取的人数也应该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加以控。选材的时候需要将策论放在诗词歌赋之前，让那些只会背诵并默写圣人语录的人往一边站，进而让那些懂得将理论联系实际的人选拔出来。
四、择长官。
这一条其实与第一条所阐述的宗旨基本相似。针对当前吏治腐败且官员不作为的现象，范仲淹建议向全国各地派出督查组审核各级官员的施政能力并对其进行奖励或惩处，能者居上庸者罢黜。以前的那种只要熬满三年就要升官的政策不再施行，要想升官就得拿出成绩，否则要么原地不动，要么罢你的官。
同时，范仲淹建议大州的知州、各路转运使和各路监察、刑狱类官员应该由两府大臣进行选拔和举荐，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这种两制官员则负责选拔和举荐一般州郡的地方长官，其他的地方行政长官（包括县令）则由三司、御史台、谏院、开封府、以及各路转运使负责举荐和选拔。
总而言之，以后升官不能只看资历，更重要的是要看你的能力和政绩，这就彻底摧毁了维系数十年的官场晋升秩序。这样做其目的不言而喻，朝廷现在需要的是会干事的能吏，在其位必谋其政，否则你就走人或下课。
五、均公田。
这一条主要跟官员的利益有关。自北魏时期开始地方官员都会被朝廷分配一定面积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职田”。你在这个地方当官，这块地就是你的，你走了之后它就归属你的继任者。之所以有这个政策，一来是为了解决一下官员的生存问题，虽然粮食蔬菜可以买，但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总归是好的，二来就是间接地给官员们增加一点收入和福利，而且有些时候这还被算成了官员俸禄的一部分。
这个事情说来就是个很大的议题，范仲淹倒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他只是建议在这方面的分配上要做到平均，不能出现官阶同级但职田规模却不同等的现象，而对于没有职田的官员则必须尽快予以发放。范仲淹的想法是好的，他觉得这样可以增加官员的综合收入和干活的积极性，也能在某种程度上防止腐败的滋生，甚至可以锻炼一下身体，但具体的效果怎样这里却不好评断。
六、厚农桑。
这一条不做细说，简单说就是鼓励地方大力发展农桑并治理水患和修缮水利设施，而且也要将农业的发展作为地方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
七、修武备。
在这一条里范仲淹长篇论述了宋朝当下的军事状况，但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宋朝目前的募兵制度。宋朝的军人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吃皇粮的人，他们只负责练兵和打仗，所有的费用和物资均由国家解决，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军人，范仲淹的改革措施就是实行“府兵制”。
范仲淹认为应该给军队发放土地，每年让这些人三季种地一季练兵，自己养活自己，自己赚钱自己花。唐朝军队为何会有超强的战斗力？唐朝各地的藩镇为何都能独霸一方或是独当一面？背后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实行的兵役制度是府兵制，但这样做的弊端就是军队可以自给自足，钱袋子和粮袋子都在军队自己的手里攥着，如此朝廷就不好掌控他们。
范仲淹的出发点是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欲望，毕竟眼下西夏和辽国都欺负到家门口了，虽然募兵制让宋朝牢牢地将军队掌控在朝廷的手里，可这种政策只适用于和平时期，在遭遇外敌强势入寇的时候这个政策就应该改一改，意即此一时彼一时。他的言外之意就是，等到把西夏和辽国的威胁都解除后还可以再恢复募兵制。
可叹的是，范仲淹此举其实犯了宋朝皇帝的大忌，牢牢把握军队的控制权可是宋朝皇帝的祖宗家训，范仲淹这样做从根本上就侵犯了宋朝皇帝的底线。另外，如果宋朝开始实行府兵制势必会让军队和武将的话语权得到空前增强，这对文官集团来说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噩梦。想想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将集团是何等的嚣张跋扈，而文官集团又是何等的寄人篱下，如今文官全面压倒武将的形势岂能如此轻易地被扭转？也正因如此，这一条新政措施不但被赵祯反对，宰执集团里的人也是集体反对，它最终胎死腹中。
八、减徭役。
范仲淹在这里提出了精简全国各地行政机构的措施。具体而言就是将全国各地的那些人口较少的小县合并为一个县，从而减少全国的行政机构和官员数量，然后再将各地节度使的使院与州府的州院加以合并。但是，即便精简了行政机构以及合并了职能相叠的官署衙门也依然需要有老百姓为政府“出公差”，范仲淹的办法就是将这些鸡零狗碎的繁杂事务交由各个州县的驻军去承担。凡此种种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各种杂役和徭役，从而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
九、推恩信。
宋朝这么多年来下诏大赦天下以及减免各地赋税的举措不胜枚举，然后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往往在施行的过程中有违圣意。如此一来，朝廷的恩德并不能泽被苍生，老百姓的负担也丝毫没有减轻，反而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和怨言，长此以往必然大失民心。范仲淹建议朝廷每次有政令下发都需派出监察官员前往各地勘察政策的落实情况，对于执行不力的官员予以问责和惩处。
十、重命令。
这一条范仲淹所针对的问题是朝廷所颁行的法令和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执行不到位甚至是拒不执行的现象，而朝廷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朝令夕改、政策制定不够严谨的问题，这就会导致朝廷的威信受到挑战。皇帝和朝廷的威严一旦荡然无存，那么下面受苦的必定是黎民百姓。
范仲淹建议以后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必须要由中书省和枢密院会同严加审议，如此方能下发推行。至于刑律的修改和完善也必须由各相关部门详细参酌，同时也要尽快对某些晦涩的条款给出司法解释和明确，从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在这里面范仲淹还明确提出了要对执行和落实朝廷政策不到位的官员实行严格的惩处制度，希望以此能够达到以儆效尤的效果，从而让国家的法令和政令在全国得以切实地推行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