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郊外，哥尔克村。
列宁的乡间别墅被一层肃穆而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尽管壁炉里燃烧着上好的桦木，散发出干燥的热气，但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气味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却让这温暖显得格外脆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位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和灵魂人物，在经历了又一次严重的脑血栓发作后，身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塌。他的右半身几乎完全瘫痪，语言功能严重受损，只能发出模糊不清的音节，昔日锐利如鹰隼的眼神也变得浑浊、时而涣散。由克里姆林宫医疗局从德国柏林和联合帝国帝都重金聘请的顶尖神经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在负责人、德国教授奥西普·费尔斯特的主持下，刚刚进行完一次长达数小时的会诊，此刻正与守候在别墅小客厅里的几位政治局核心委员进行着气氛沉重的沟通。
费尔斯特教授用带着浓重德语口音的俄语，语气谨慎而低沉地向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以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李可夫等人介绍情况：“诸位委员先生，我必须坦率地告知你们，列宁同志的情况非常不乐观。这次血栓严重损害了大脑右侧基底节区的语言和运动中枢。虽然我们使用了最新的抗凝血剂和神经刺激疗法，但恢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出现奇迹，伊里奇能够恢复部分意识和简单的交流，他也绝无可能再承担任何繁重的领导工作了。未来的治疗重点，将转向维持生命体征和尽可能减轻他的痛苦。”
这个消息如同冰水浇头，让在场的每一位委员都感到刺骨的寒意。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来自权威医生的最终宣判，仍然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即将终结。客厅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到壁炉中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窗外呼啸而过的北风声。
列夫·托洛茨基，这位红军之父、理论上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和可能的接班人，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猛地站起身，激动地在铺着波斯地毯的客厅里踱步，挥舞着手臂，声音因痛苦和愤怒而颤抖：“不！这不可能！伊里奇是钢铁铸就的！他经历过流放、囚禁、暗杀，多少次都挺过来了！我们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如果德国的技术不行，那就去联合帝国！他们的荣耀集团在生物医学领域不是也有研究吗？他们的中央帝国大学医学院呢？花再多的外汇，动用一切资源，也要把伊里奇救回来！苏维埃俄国不能没有他！”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但也透露出对失去权力核心后局面的深深恐惧。
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与列夫·加米涅夫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季诺维也夫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更显沉稳、实则暗藏机锋的语气说道：“列夫·达维多维奇，请冷静。我们每个人的悲痛都不亚于你。费尔斯特教授代表的是世界最顶尖的医学意见，我们必须尊重科学事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任务，不是沉溺于悲伤或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如何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在伊里奇无法视事的情况下，能够平稳、有序地运行。这才是对伊里奇革命事业最好的继承和扞卫。” 他刻意强调了“平稳、有序”和“集体领导”，目光似有似无地扫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加米涅夫立刻接口，他作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会议的主持者，语气更加直接：“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得对。当务之急，是立即建立一个临时的、集体的领导机制。我建议，由政治局核心成员组成一个‘主席团’或‘书记处’，共同处理日常紧急事务。重大决策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和表决，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到某一个人手中，这样才能防止出现误判，维护党的团结。” 这番话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既是防范托洛茨基凭借其在红军中的巨大声望独揽大权，也是针对斯大林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所掌握的日益增长的组织人事权力。
约瑟夫·斯大林自始至终都异常沉默。他坐在靠近壁炉的扶手椅里，粗壮的手指交叉放在腹部，脸上没有任何明显的表情，既没有托洛茨基式的激动，也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种急于规划未来的焦虑。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偶尔吸一口早已熄灭的烟斗，深邃而难以捉摸的目光在几位同僚脸上缓缓移动，仿佛在评估着每一句话背后的真实意图和力量对比。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提出“集体领导”时，他的嘴角似乎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但没有任何言语。
这时，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李可夫，一位以务实和温和着称的经济专家，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同志们，领导机制固然重要，但眼下就有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关于与联合帝国的勒拿河关税及西伯利亚铁路过境权谈判，以及下一阶段从金刚集团进口特种钢的合同，都需要最高决策层尽快拍板。伊里奇病倒前，对这些事务非常关注，现在……我们该如何推进？是暂时搁置，还是由某个指定的同志牵头负责？”
这个问题立刻引发了新一轮的暗流涌动。托洛茨基立刻表示：“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建设是国民经济命脉，不能拖延！我建议由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牵头，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同志配合，尽快拿出方案，提交政治局讨论。” 他试图将经济和技术事务纳入自己影响力更大的轨道。
季诺维也夫则反驳道：“这些谈判涉及国家战略安全和长远利益，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我认为应该由更加熟悉党内思想和组织原则的同志来主导，比如，可以由斯大林同志从党的角度进行总体把握，确保谈判方向不偏离党的路线。” 他巧妙地将斯大林推向前台，意在制衡托洛茨基，同时自己也便于施加影响。
斯大林终于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李可夫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实际。当前情况特殊，任何重大决策都应慎重。我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部分意见，党的领导不能缺席。但同时，具体业务需要专业的人来做。或许可以这样：由政治局授权，成立一个专门的谈判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契切林同志，以及计划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的相关负责同志。小组定期向政治局汇报进展，最终协议必须经政治局集体批准。这样既能保证效率，也能确保党的控制和监督。”
这个方案看似折中，实则精妙。它没有明确指定唯一的负责人，保持了表面上的集体性，但将具体执行权交给了更倾向于务实合作、且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奥尔忠尼启则，同时引入了格别乌（契卡改组后名称）进行监控，确保了斯大林通过组织系统对过程的潜在影响力。
会议在一种表面达成共识、实则各怀心事的微妙气氛中结束。委员们陆续离开哥尔克别墅，返回克里姆林宫。每个人都清楚，列宁时代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一场围绕最高权力继承的、没有硝烟但却更加残酷的斗争，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列宁病榻前暂时的平静，无法掩盖莫斯科权力核心即将到来的疾风骤雨。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苏联未来的内政外交走向，也必将对远在东亚的联合帝国、对仍在艰难重建中的波兰、对整个脆弱的世界格局，产生深远而不可预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