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元旦的贝尔格莱德，雪片打着旋儿落在市政厅的尖顶上。尼古拉·帕希奇站在二楼窗口，看着楼下广场上挂起的停战协议副本，纸页被寒风掀得哗哗响。协议末尾盖着三个戳——奥匈帝国的鹰徽、塞尔维亚的双-headed eagle，还有联合帝国的龙纹印，红得像凝固的血。
“他们总算肯停火了。”外交大臣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搓着冻红的手走进来，皮靴上的雪化成水，在地毯上洇出深色的痕，“卢鼎元大使说，南洋党给奥匈的橡胶配额加了三成，贝希托尔德才松的口。还有英国，印度帝国的乔治亚公爵承诺给奥匈修两条铁路，用波斯湾的石油抵账。”
帕希奇转身时，碰倒了桌上的空酒瓶。瓶底还沾着残酒，是南方党送来的泸州老窖，林建斌说这酒能“壮胆”。“说到底，还是看谁给的好处多。”他捡起酒瓶扔进废纸篓，“奥匈人占了我们三个村庄，协议里只字不提归还，就用‘双方互不追究’一笔带过。”
陆军大臣拉多米尔·普特尼克掀开门帘进来，军大衣上的霜花在暖气里化成水珠。“前线的士兵在骂娘。”他把一份战报拍在桌上，上面列着阵亡数字——三千两百一十四人，“他们说这是投降，不是停战。昨天有个排长带着全排士兵闯进奥匈的巡逻队驻地，把他们的军旗烧了，现在被关在军事监狱里。”
帕希奇揉着太阳穴：“别关太久，给点处分就行。现在民间的火气正旺，逼急了要出乱子。”他指着窗外，广场边缘聚集着一群年轻人，举着写有“驱逐奥匈人”的木牌，牌子上的字是用南洋党送来的红油漆写的，气味隔着窗户都能闻到。
米洛瓦诺维奇突然压低声音：“刚收到消息，奥匈在波斯尼亚的驻军没撤，反而加了两个团。冯·基德伦-韦希特尔给他们送了新机枪，克虏伯公司的货，比我们手里的南方党步枪射速还快。”
“让林建斌再送五千支步枪。”帕希奇抓起电话，听筒里的杂音像砂纸摩擦，“就说用马其顿的铁矿抵，纯度不够的话，加五十车木材。告诉周伯宜党首，奥匈人要是再动，我们可能真要借黄金集团的高利贷了——大卫·陈·斯坦利的利息再高，也比亡国强。”
电话还没挂，市政厅外突然响起哄骂声。帕希奇跑到窗边，看见几个穿奥匈军服的士兵正试图扯下广场上的塞尔维亚国旗，被民众围起来推搡。有人朝士兵扔雪球，雪球里裹着石子，砸在头盔上砰砰响。
“让宪兵去维持秩序！”帕希奇对着电话吼，“别让他们开枪，也别让奥匈人找到借口！”
普特尼克已经抓起了军帽：“我去现场。”他走到门口又停下，“要不要把南方党送来的那挺重机枪架在市政厅楼顶？吓唬吓唬他们。”
“别激化矛盾。”帕希奇摇头，“卢鼎元大使说，联合帝国的东西伯利亚舰队正在红海演习，韩建国大使给俄国施压，让他们在勒拿河增兵，牵制奥匈的盟友德国。这时候闹大，谁都保不住我们。”
广场上的冲突很快被宪兵控制住，但人群没散。一个穿粗布外套的年轻人跳上台阶，手里举着张报纸，是贝尔格莱德刚创刊的《自由报》，头版印着奥匈士兵搜查塞尔维亚村庄的照片，照片下方印着“南洋党通讯社发”。
“同胞们！”年轻人的声音嘶哑，却盖过了风声，“奥匈人占我们的地，抢我们的粮，现在还敢在我们的首都撒野！协议是政府签的，我们不认！”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刀，是联合帝国东瀛自治领造的武士刀，据说是个侨民捐的，“明天我就带弟兄们去波斯尼亚，把他们的检查站砸了！”
人群里爆发出叫好声，有人开始唱塞尔维亚民歌，调子被改得激昂，歌词里满是“打跑奥匈狗”之类的话。帕希奇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后背发凉——这些年轻人手里的武器，有一半是南方党“支援”的，另一半来自南洋党“滞销”的库存。
“得管管媒体。”米洛瓦诺维奇搓着手，“昨天《贝尔格莱德日报》刊登了奥匈军官殴打塞尔维亚平民的照片，说是从希腊通讯社转来的，其实是南洋党陈德康副党首让人拍的。这种报道一出来，民间的火就压不住。”
“没法管。”帕希奇苦笑，“报纸的印刷机是海外党给的，油墨来自澳洲联邦，亚历山大·格伦维尔说‘新闻自由是文明的标志’。我们要是查封，海外党就断我们的纸张供应——全塞尔维亚的纸，有七成从澳大利亚联邦进口。”
这时，林建斌的电报到了，用的是南方党加密代码，翻译过来只有一句话：“民间情绪可用，需引导，勿失控——周伯宜。”
帕希奇把电报揉成一团：“他们倒是会说风凉话。失控了第一个倒霉的是我们，不是他们在魔都的工厂。”他对普特尼克说，“让各地的市长盯紧那些秘密社团，特别是‘青年波斯尼亚’，听说他们从希腊弄了炸弹，是南洋党淘汰的旧型号，不稳定，容易炸膛。”
普特尼克刚走，奥匈公使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的照会就送到了。照会要求塞尔维亚政府“严惩侮辱奥匈军人者”，并赔偿“军旗损失”——五千华夏元，用马其顿的烟草抵账。
“赔偿？”帕希奇把照会扔给米洛瓦诺维奇，“他们烧了我们的村庄，怎么不算账？告诉冯·贝希托尔德，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真逼急了，我们就把奥匈在贝尔格莱德的领事馆给围了，让南洋党的商队堵门，他们的骆驼队不是天天从这儿过吗？”
米洛瓦诺维奇犹豫着：“这样会不会让卢鼎元大使难做？他刚跟贝希托尔德喝了和解酒，南洋党还给奥匈的商会发了邀请函。”
“他们的和解是生意，我们的仇恨是血仇。”帕希奇指着墙上的地图，马其顿边界被红笔标得刺眼，“看看这些地名，哪个不是用士兵的命换来的？现在奥匈人还在德里纳河上架浮桥，他们的铁甲列车每天都在我们的边境线上晃悠，这叫停火？”
当天下午，贝尔格莱德的面包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一个穿破军装的老兵举着块木板，上面用炭笔写着：“用我的抚恤金换一把枪，谁卖？”木板旁边还别着枚勋章，是巴尔干战争时得的，边缘已经磨平。
“我有枪。”排在后面的年轻人掏出一支手枪，枪身刻着“魔都制造”，“南方党黑市上买的，两袋面粉换的。不过子弹贵，一发要三个铜板，比面包还贵。”
老兵啐了口唾沫：“去年跟保加利亚打仗时，子弹管够，现在跟奥匈人对峙，反而要自己买？政府的仓库里肯定有存货，是被那些当官的卖了换酒喝！”
人群里有人附和：“听说帕希奇首相的侄子在卖奥匈货，是波斯尼亚的火腿，用我们被占的村庄里养的猪做的！”
这话像火星掉进干草堆，队伍立刻乱了。有人开始往市政厅方向涌，手里拿着木棍和石块，还有人扛着从工地上偷来的钢筋，上面缠着塞尔维亚国旗的边角料——那面旗是被奥匈士兵扯破的，民众捡回来拼了拼，当成“国耻象征”。
帕希奇站在市政厅楼顶，看着越来越近的人群，突然觉得协议上的印章像个笑话。米洛瓦诺维奇递来一份联合帝国的电报，是徐志明外交大臣发来的：“列强调停旨在利益平衡，非为公理正义，望塞方克制，勿授人以柄——李光。”
“说得轻巧。”帕希奇把电报还给米洛瓦诺维奇，“等奥匈人的炮弹落进他的帝都，看他克不克制。”他转身下楼时，听见广场上有人在喊口号，用的是刚从联合帝国报纸上学来的词：“主权不容侵犯！”
人群的吼声震得窗户发颤，远处的教堂敲起了钟声，一点不像新年的喜庆，倒像送葬的哀乐。帕希奇走进办公室，看见普特尼克留下的字条：“三个边境检查站被民众烧毁，奥匈的巡逻队已经退到河对岸，架起了机枪。”
他从抽屉里拿出林建斌送的钢笔，在字条背面写：“让边防军假装没看见。”写完又觉得不妥，划掉重写：“派宪兵去‘维持秩序’，别让民众过河追击。”
钢笔漏墨，在纸上晕开一团蓝。帕希奇盯着那团蓝渍，突然想起卢鼎元大使说的话：“巴尔干就像块浸了油的布，一点火星就能烧起来，而你们手里的打火机，一半来自协约国，一半来自同盟国，还有一半——”他指了指窗外的联合帝国商船，“来自想卖灭火器的人。”
新年的钟声敲响时，贝尔格莱德的广场上还聚集着人。有人点燃了用奥匈报纸扎的火把，火光里能看见年轻人举着的步枪，有南方党造的，有德国造的，还有几支是俄国淘汰的旧型号，枪托缠着布条防滑。
帕希奇站在黑暗里，听着远处的歌声变成整齐的口号：“打倒奥匈！”他知道，这场停战就像结了冰的河面，表面平静，底下全是暗流。而他能做的，只是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走，既不能让冰破，也不能让河底的暗流彻底冻结——因为那暗流里，藏着塞尔维亚最后的力气。
广场上的火把突然齐刷刷转向东方，那里是奥匈边境的方向。有人开始唱国歌，跑调的歌声里，帕希奇仿佛听见了子弹上膛的声音。他掏出怀表，表盖内侧贴着家人的照片，照片边缘已经被汗水浸得发卷。
“1914年了。”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轻声说，“但愿这一年，别真的开打。”但窗外的口号声越来越响，像潮水一样拍打着市政厅的墙，让他觉得这希望比纸还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