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川被拉黑的余波尚未散去，星城督查室的电话就几乎被打爆。来自全省各地的项目牵头人、分管副市长、联审窗口负责人，轮番拨来请示、解释、甚至求情的电话，陈晓峰干脆把手机设置为“仅允许已标绿项目联络”，然后将整个屏幕贴在了办公桌侧。督查室变成一个“噪音屏蔽舱”，只接来自“干成事”的人。
但李一凡并未满足于这一轮问责的声量。他提出一个新的指令：“把过去三轮中每个市州被群众提问最多、签字留痕最多、整改时间最长、群众代表评语最狠的项目，做一张‘暗墙对照表’。”督查室里安静了两秒，陈晓峰第一个开口：“这不是负面榜单？”李一凡却反问：“阳光下的激励靠绿墙，阴影里的进步靠暗墙。”
“暗墙表”并不是对外公布的文件，而是由省督查室、组织部、政务服务办三方联合使用的内部高压清单。上榜项目必须逐项分析原因，责任单位须签字备案，三个月内不能评先评优，也不得纳入中央对地方督查汇报的样板项目。一位厅级老干部看完表格后评价：“这玩意比问责会还吓人，因为不是曝光，是‘压光’。”
与此同时，群众代表培训工作也进入实操环节。督查室与省社工联合会协作，在全省十一个地市派出“群众培训飞行组”。他们的行李箱里装的不是资料，而是过往三轮问责会的视频、签字样本、代表评语、录屏剪辑，以及一摞摞问题墙模板。每到一地，就在市政府会议室搭建“临时问题墙”，让未来代表演练提问与签字。
飞行组第一站选在了西南的青石市。这个以旅游和农业经济为主的小城，过去三轮从未被点过名，地方干部一度以为“我们没问题”。但当墙搭好，录像放映完毕，一位老代表缓缓开口：“你们医保退费拖了两个季度，是不是觉得没人问就能拖过去？”全场安静了半分钟，分管副市长低头翻文件，却找不到能掩盖这笔数据的更新记录。
飞行组并未强压，而是当场请这位老代表上墙签字、留评语、复刻一次星城程序。一条“模拟绿单”就此诞生，第二天直接登上青石市政府官网首页，标题是：“我们需要更真实的群众代表。”舆情热度不减，连带着让其他几个地市倍感压力。
李一凡得知后，干脆签发一条通报：“所有飞行组所在城市，问题墙内容由当地门户网站同步展示，哪怕是假演练，也要让群众看到什么是‘真签字’。”星城的网络安全中心连夜设立“问题墙镜像系统”，每一块墙都在云端有备份，群众可用身份证号对照提问进展。陈晓峰看完系统界面后评价：“这已经不是墙，是量表。”
第二天，来自外省的观摩团也陆续进入第二轮观摩日程。他们这次不再只围观问责会现场，而是兵分两路——一路看“项目落地率”，一路看“群众签字密度”。一位来自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政务厅副厅长，站在朱洲市政府外墙前，盯着一面被标出“14道程序、5项延误、3次整改”的问题墙，皱眉道：“你们这种透明，太极端了吧？”星城陪同人员淡淡答道：“透明本就是制度极端。”
在朱洲市政府一楼大厅的玻璃柜里，还陈列着“群众签字笔样本”，其中有一支“墨水耗尽”的签字笔，被标注为“用于第923号项目、签字82次、最终销号”。这个细节被媒体报道后，迅速登上本地政务热搜，网友戏称为“笔记本的政绩”。群众不再关心谁讲话漂亮，而是关注谁签字次数多、谁兑现速度快。
就在各地加速补短板、推项目的节奏中，灵川县政府却陷入一场“沉默风波”。被“拉黑”后，全县所有外部接入项目停摆，甚至有企业原本签好的合作意向函要求重谈条款，理由是“看不清本地信用体系”。县长陈继林亲自带队到星城说明情况，却连约谈名单都没能进得去。
这场“行政孤岛化”危机，迅速引发省内热议。组织部在内部评估会上做出一份分析报告：“灵川事件标志着问责制度进入制度牵连阶段，从干部问责向地区信用重构延伸。”李一凡在读完报告后，默默在后面加了三个字：“必要之举。”
这天晚上，星城广场的问题墙前，第一次出现“外省代表签字栏”。来自中部某省的代表看到“群众签字台”旁堆着的“绿单销号归档箱”，站在那里看了整整十分钟。他说：“我们那边是搞‘周进度贴图’，但签字都在干部自己手里，和你们这种‘反签’机制差得太远。”
这句“反签”，第二天就出现在了新华社的专题报道中，标题是《群众签字的另一面》。报道从问题墙、签字栏、绿单编号、代表评语等细节入手，展现一种“让干部跑群众程序”的制度逻辑。文章底下评论区迅速刷屏，有读者留言：“群众签字反签了干部，也就反转了惯性。”
陈晓峰读完稿子后，把这句话摘录出来贴在督查室白板上，旁边写上：“群众签字≠群众点赞，是群众监督。”他望了一眼墙上那张最新生成的“绿单竞速榜”，朱洲、衡山、澧江三地正在第一梯队竞争，而灵川的名字则彻底被撤下。墙上留空，群众看得更真。
就在这时，飞行组发来一条新消息：“赣水市代表培训现场，有干部私下干预提问环节，被现场记录。”陈晓峰皱眉：“回传录像，准备上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