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潇湘春雨连绵未绝，星城却因共享治理改革而变得热火朝天。
潇湘省政府刚刚表态支持星城市申报国家试点，大夏钟秧政研室尚未正式回复，但各路媒体已纷纷将“共享治理潇湘模式”炒作为新一轮制度突破的标杆。
就在此时，摩拜与ofo的融资战进一步升级。
“腾讯主导摩拜d轮融资，总额达10亿美元，摩拜估值飙升至22亿美金。”
“ofo完成阿里、滴滴联合注资，宣布三个月内投放单车1000万辆，目标席卷全国。”
资本市场如同被浇上热油。
各地政府部门一边加紧摸索监管，一边焦急等待星城市治理平台的标准方案，希望找到一条有效治理之路。
但在李一凡看来，这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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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四九城。
钟秧政研室东楼，内部办公区。
李一凡身着深蓝色西装，神色从容，正与中央政研室制度创新处几位处级干部进行闭门交流。
桌上摆着两份厚厚的资料：
《关于支持潇湘省星城市设立“共享经济平台治理国家级试验区”的建议函》
《星城市平台治理制度设计与数据主权规范框架（第一稿）》
一位中年处长翻着报告页，轻声说：“李书记，你们这份材料我们看得很认真，从城市接口标准，到数据归属建议，再到平台责任分级，确实超出预期。”
“钟秧政研组也注意到潇湘这个探索，正在考虑是否联合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设专项组赴地方调研。”
李一凡微微一笑：“我们愿意承担全部试点压力，也欢迎中央任何形式的检查。”
“星城只是开始，我们的思路，是把平台治理从一个城市管理项目，变成国家层级的一整套体系逻辑——在治理中嵌入平台，在制度中容纳技术。”
他停顿一下，继续道：“只有我们国家自己掌握了数据接口标准、平台接入机制、责任分配框架，才不会被资本和技术裹挟。”
一位年轻研究员眼中泛起赞许之色：“您这是在做制度工程。”
李一凡微笑不语。他知道，正是这种“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权，才是真正通往权力核心的关键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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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李一凡顺路拜访了在京的老一辈体制内人物——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数字治理课题牵头人王振川。
此行非临时起意，而是经其岳父林建国亲自牵线：“你们潇湘搞得动静不小，振川那边正牵头中央数字平台治理课题组，去聊聊，有用。”
王振川出身系统工程，早年曾挂职于大夏钟办政研室，对体制内部的创新改革路径极为熟悉。
看完星城市平台系统的动态演示，他连连点头：“一凡，你们是把‘城市大脑’从空中楼阁拉到了地面运行。”
李一凡笑着回应：“我们没什么特殊的，只有一个目标——让平台为制度服务，而不是让制度去适配平台。”
“未来城市的主权，核心就是数据、接口、算法。如果我们不主动制定，那迟早被商业巨头反过来制定。”
那位王副主任点点头：“我回头帮你推一推，把你们这个平台的接口标准和授权机制送进下一次数字政务改革小组会。”
李一凡起身微笑：“多谢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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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回到星城的凡星投资也动作频频。
李明杰亲自主持召开投资战略协调会，目标明确：全面梳理共享单车平台在全国的渗透能力，并在技术、资金、政府接口三个维度建立先手布局。
“从现在起，我们要按四大模块建立我们的‘平台治理输出体系’——”
“第一模块，城市平台治理中台；第二模块，数据标准接口；第三模块，算法监管审计系统；第四模块，公共金融托管与押金保障机制。”
“凡星，不再是单纯的投资方，而是制度的合规配套方。”
“我们不是要控制某个企业，而是要构建一个行业治理闭环，让所有平台都必须通过我们这道口子。”
风投部负责人兴奋地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筹建一个‘共享治理联合实验室’？邀请工信、发改、地方政府专家参与？”
李明杰一锤定音：“办！我们和星城市发改委联合组建，同时邀请摩拜、ofo的技术人员参与，不给他们主导权，但给他们讨论席位。”
“记住，我们要的是主动建构，而不是被动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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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星城市政务信息中心发布公告：
“星城市城市治理共享实验室”将于本月底正式成立，首期课题即为《共享出行平台接口标准V1.0》、《用户资金监管机制试点草案》及《数据主权属地化实施路径》。
这一消息不仅让全国媒体再次聚焦星城，也让京沪穗等一线城市的政府数据中心主动前来联系取经。
连北京副中心通州区发改委，也派出调研小组亲赴星城学习。
凡星投资团队更是马不停蹄，围绕实验室方案快速开发了一套bEtA版本的“治理中台”系统，可供各地政府试用演示。
一份共享单车治理的探索，如今已升级为一场围绕平台、制度、数据、资本、监管的系统级产业布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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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李一凡从京城回到星城，乘车直达市委大院。
刚进办公室，桌上已摆好凡星投资送来的最新系统运行报告与调试反馈。报告首页四个大字：平台治城。
他翻阅着密密麻麻的数据模型，忽然低声喃喃道：
“共享经济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制度如何跟上平台速度。”
他抬头，望着星城市区夜色，远处橙黄灯光下一排排整齐的单车像极了码在一起的制度模块——
如果治理者不抓住这一波，未来将失去的不仅仅是出行的秩序，而是整个数字城市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