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进入国家备案之后，潇湘不是赢得了胜利，而是被卷入了一场更为复杂的争夺——话语权之争、定义权之争、主导权之争。
正如赵建国私下对李一凡说的那句话：
“当制度成为国家样本，敌人就不再是人，而是所有试图改写你制度的人。”
十月中旬，《国家治理》杂志率先推出一期专刊，封面标题赫然为：《制度的路径依赖与标准化：从潇湘样本谈起》。
主文作者署名“刘志南”，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其在文中提出——
“潇湘样本虽然构建路径清晰，但其制度逻辑仍显模糊，尤其在起始单位、主导机构的归属上，存在系统性空白。”
“我们认为，任何地方改革机制一旦迈入国家级语境，必须抛开地域依托，进行再定义、再解构。”
这段话在政研系统内部引起轩然大波。
什么叫“再定义”？
这是摆明了要剥离潇湘的制度主导权。
紧接着，东南制度治理研究中心也发表长文，作者为原中编办研究员陈锐锋，提出一个惊人观点：
“潇湘样本作为初步机制尝试，尚未脱离‘市级试验型’阶段，建议由国家改革推进委设立专班，统一将潇湘样本与江苏、广东的同步平台进行整合评估，择优推广。”
此言一出，立即引来《大夏日报》的反驳。头版评论文章题为《制度不是拼盘，更不是可替代品》。
评论中明确指出：
“潇湘样本有起点、有过程、有标准、有落地，岂容他人借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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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城市委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第一时间由市委宣传部、政研室联合向省委打报告，提出：
“由星城市主办一次全国性制度构建专家座谈会，邀请三十位专家学者、部委干部共同参与，集中澄清制度样本本源。”
赵建国阅批后，仅批了五个字：
“可以，但隐锋。”
“隐锋”，意为不主动进攻、不指名道姓，但务必在制度逻辑与解释权上做出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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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随即召集会议，主持制定座谈会框架。
他没有出现在组织名单里，而是安排星城市副市长许之铭牵头，会议名称定为——
“数据型制度与组织优化：潇湘机制发展研讨会”
没有“李一凡”，没有“星城样本”，但会议材料中，附录一为《潇湘制度治理机制起源与发展时间轴》，清楚标注了：
? 2014年6月：李一凡任星城市委书记后，在市府办公会上首次提出“制度平台化”设想；
? 2015年4月：平台1.0版本在雨花区上线试点；
? 2015年11月：纪检嵌套机制加入，形成“监督-执行-反馈”三位一体结构；
? 2016年3月：平台覆盖全市，制度编号系统形成，日活干部用户超过人；
? 2016年9月：省委批准定名为“潇湘样本”，申报国家备案。
每一步，都有文件、数据、纪要为证。
这份时间轴发布后，全国政研系统一片震动。
潇湘的制度，不再是说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
10月20日，全国制度构建专家座谈会在星城市行政学院举行。除大夏政研室、科技部外，清华、人大、北大、中行院十余名学者亲临现场。
会议最后一天，大夏办公厅改革局副局长程敏做出总结：
“制度样本的确不该过度依赖地域标签，但不可否认，潇湘在制度系统化、平台化、组织匹配等方面，形成了高适配率标准。”
“我们建议，由潇湘牵头，推动制定制度治理平台国家行业标准草案。”
赵建国收到汇报后，在省委常委会作出正式表态：
“制度可以推广，但潇湘不能被抹除。”
“主导权，不是喊出来的，是用数据、机制、实践干出来的。”
“任何削弱潇湘制度主导权的声音，省委都不能沉默。”
会议结束后，李一凡夜访赵建国，提出一项关键建议：
“是否可以由星城市技术办牵头，将制度平台全模块逻辑，形成一份名为《潇湘治理机制设计标准指南》的出版物？”
赵建国缓缓点头：“你想得比我快。”
“出这本书，就像注册了一项制度专利。”
“谁要模仿、谁要整合、谁要质疑，先翻翻这本书有没有他。”
三日后，省委办公厅发文：
《关于组织编撰＜潇湘治理机制设计标准指南＞的通知》，由星城市制度平台办公室牵头，省委政研室、组织部、纪委、宣传部协同参与，目标为年底前提交标准草案，明年三月在全国治理大会公开发布。
文件最末，附赵建国手写批语：
“制度是党管干部的未来工程，岂容他人篡改来源。”
“潇湘走在前，就必须保住源。”
夜晚，李一凡独自回到办公室。
窗外风声清冷，他望着桌上摊开的制度图谱，轻声道：
“要守住的，从不是光环，而是那一寸一寸走出来的路。”
“制度的解释权，就是未来的主导权。”
他知道，下一步，远比之前任何一战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