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长的认可和省里的支持，像一阵强劲的东风，吹散了笼罩在盐碱地上空的最后一丝阴霾，也极大地鼓舞了周小小、李文和所有社员们的士气。但周小小深知，这并非终点，而是更艰巨任务的起点。推广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必须拿出更扎实、更可复制的成果。
秋收后，土地暂时休憩，人的工作却进入新一轮的忙碌。周小小和李文将全年数据系统整理，着重突出“绿脉”系统在极端干旱下的保底能力、土壤指标的渐进改善以及不同技术模块（生态埂、排水沟、猫耳洞、秸秆覆盖、耐盐作物）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她们特别详细记录了那些来自群众智慧和阿海寄来的“土办法”，力求清晰易懂。报告厚厚一摞，附带着简易湿度计的制作使用说明、猫耳洞防渗改良方案、以及几种表现最好的耐盐作物（包括那种类似碱蓬的海边植物，被社员们称为“海蓬子”）的种植要点，寄往省里。
冬天，省里的批复下来了，不仅高度肯定了他们的工作，还正式将“盐碱地韧性生态改良系统”列为省重点农业技术试验推广项目之一。虽然资金和物资支持依然有限，但“名分”给了周小小他们更大的自主权和说服力。王处长信守承诺，推荐了省内另外两个盐碱化问题突出的公社作为首批试点推广单位。
春节刚过，周小小和李文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了新任务：陪同省农科所的一位技术员，前往这两个新试点进行技术交底和初期指导。临行前，老书记吧嗒着烟袋，对周小小叮嘱：“小小啊，出去代表的是咱们这儿的脸面，也是咱们摸索出的经验。别藏私，有啥说啥，但也别忘了，各地情况不一样，得教他们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
新的试点公社情况各异。一个位于河流下游，排水不畅导致次生盐渍化严重；另一个则靠近内陆干旱区，蒸发量极大，土壤贫瘠。周小小没有直接抛出自己那边的全套模式，而是先带着当地干部和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土壤、水源、气候条件，了解当地的作物种植习惯和现有的劳力、物料情况。
在河流下游的公社，她建议重点挖掘和疏通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同时利用河道淤泥加固生态埂，既清了淤，又省了建材。在干旱区的公社，则更强调“猫耳洞”水窖的集群建设和秸秆覆盖的厚度，并建议尝试引种更耐旱的“海蓬子”和本地的一种沙生植物。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新地区的社员们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有的觉得这些方法太麻烦，见效慢；有的则担心投入了劳力最后没有收成。周小小没有空泛地保证，而是把李文记录的数据本拿出来，一页页翻给老乡们看，讲自己那边第一年的艰难和挫折，讲那些活下来的苗子如何一点点改变着土地。她操作着那个用玻璃瓶和木棍做的简易湿度计，演示覆盖与否、挖窖与否的土壤深层差异。直观的数据和眼见为实的对比，往往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
同时，她牢记老书记的话，强调：“我们不是来教大家必须怎么做的，是来和大家一起想办法的。我们的那些法子，是在我们那块地上管用，大家得看看，哪些适合咱们这儿，哪些可以改改再用。比如咱们这儿芦苇多，能不能代替秸秆？柳条多，能不能编成护坡的网子固定埂子？”
这种尊重当地实际、不强求一致的态度，渐渐消除了隔阂，激发了当地社员的主动性。他们确实想出了不少好主意：用芦苇编织成席覆盖，效果不比秸秆差；利用冬季农闲集体开挖水窖；甚至有人提出可以利用灌溉尾水中的微量养分……
就在周小小和李文奔波于新试点之际，她们自己的大本营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公社接到了县里通知，为了加强农业科技力量，将分配来一名农业中专毕业的年轻技术员。
新来的技术员叫赵卫国，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报到时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里面全是农业书籍。他对周小小和李文这两位“土专家”显然有些好奇，也带着几分科班出身的审视。
最初的工作中，赵卫国确实表现出与周小小她们不同的风格。他更相信书本上的数据和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对于“猫耳洞”的尺寸、沟渠的坡度是否规范提出疑问，对“海蓬子”这类未经严格审定的外来物种表示担忧，认为应该优先采用农科所推荐的耐旱品种。他甚至带来了一台较为精密的土壤酸碱度测定仪，试图取代那个“不科学”的玻璃瓶湿度计。
不同的理念难免发生碰撞。一次，在讨论春季播种方案时，赵卫国建议减少“低产”的活水芽和碱蒿面积，扩大种植农科所推广的新品种抗旱玉米。
周小小耐心解释：“小赵，活水芽和碱蒿产量是不高，但它们是我们这里的‘开路先锋’，它们根系深，能打破板结，固氮改土的效果是数据上看得见的。现在地力还没完全恢复，盲目种高耗水的玉米，风险太大。它们的根能扎多深？能比得过活水芽吗？”
赵卫国推了推眼镜：“周姐，书上有数据表明，这种玉米在轻度盐碱地试验田的潜在产量很高。我们应该更相信科学选育的品种。那些乡土品种，或许该逐步淘汰。”
李文在一旁忍不住道：“小赵，咱们这地不是轻度盐碱，是重度！去年大旱，要不是这些‘乡土品种’和土办法，地早就废了！科学选育也得看地方啊！”
周小小制止了李文，拿出土壤监测记录：“小赵，我理解你的想法。你看这是我们去年的数据，土壤有机质和盐分变化曲线。活水芽和碱蒿区的改善是最明显的。我们可以划出一小片试验田种你说的玉米，用最好的水肥管理，和核心区做对比。如果确实表现好，明年我们再扩大。但今年，保墒改土、巩固‘绿脉’仍然是主线。你看这样行不行？”
赵卫国看着那细致却朴实的记录，又看看周小小不容置疑却愿意尝试的态度，点了点头：“好吧，周姐，就按你说的办。但我希望试验田的数据由我来详细记录。”
“没问题！”周小小爽快答应，“正好，你那个酸碱度测定仪，可以和我们的土办法湿度计一起用，互相验证，说不定能找出更实用的规律来。”
这场小小的争论，以一种务实的方式暂时平息。周小小没有压制年轻人的新想法，而是将其纳入到实践检验的框架内。赵卫国也逐渐放下了架子，开始真正深入田间，他发现书本上的知识如何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变通应用，本身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他带来的仪器和科学观测方法，也确实弥补了周小小她们纯靠经验观察的不足，使得数据记录更加完善。
春去夏来，雨水依然不算丰沛，但有了前两年的基础，沟渠系统更加完善，水窖蓄水更多，覆盖保墒措施落实得更到位。大地上的绿色明显比往年更浓、更连片。活水芽和碱蒿长势旺盛，形成了良好的田间小气候。赵卫国负责的那片新品种玉米试验田，在精心照料下，初期长势不错，但进入盛夏持续晴热后，开始显现颓势，叶片卷曲，远不如核心区的作物耐旱。
事实胜于雄辩。赵卫国看着对比鲜明的田地，终于对周小小说：“周姐，你是对的。这里的条件，确实需要这些先锋作物先来养地。新品种再好，没有合适的地力也发挥不出来。”他开始更虚心地向周小小和李文请教那些“土办法”背后的道理，并尝试用他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和优化它们。比如，他改进了数据记录的格式，使其更便于分析；他研究当地水质，为猫耳洞蓄水的合理利用提供建议。科技与乡土智慧开始了真正的融合。
与此同时，通信网络也在发挥着作用。周成业根据反馈，进一步优化了沟渠设计，提出了在不同坡度地形上的修整方案。阿海则寄来了新的“礼物”：一些海藻肥料的简易制作方法。他说海边渔民尝试用腐烂的海藻肥田，效果不错。周小小如获至宝，立刻组织社员尝试制作。虽然腥味很大，但初步试用下来，对增加土壤有机质似乎确有奇效。
更大的惊喜来自于那年夏天的一次偶然发现。一位社员在收割碱蒿时，发现几只山羊特别爱吃这种带点咸味的植物。周小小心里一动，立刻组织人试验。结果发现，不仅山羊，绵羊也喜食碱蒿和“海蓬子”的茎叶。它们耐盐碱的特性，使得它们可以在其他牧草难以生长的边际土地上生长，提供宝贵的饲料来源。
“我们不能只盯着粮食！”周小小兴奋地对李文和赵卫国说，“这片土地也许不适合大规模种庄稼，但可以发展耐盐碱的特色种植和养殖啊！碱蒿、海蓬子可以当饲料，发展畜牧业；它们的籽实可以开发特色食品；碱蓬的嫩叶说不定还能上餐桌！这是一条循环农业的路子！”
这个思路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公社开始规划划出部分土地专门种植这些耐盐碱饲料作物，并鼓励社员利用房前屋后种植，同时试点饲养更多的食草家畜。畜粪又可以肥田，形成良性循环。土地的产出形式变得多元化，不再仅仅依赖于难以企及的粮食高产。
秋天，收获的喜悦是多方位的。粮食产量稳步提升，虽然仍未达到丰年标准，但社员们的饭碗明显更踏实了。碱蒿和“海蓬子”的种子被收集起来，准备扩大种植。几只试验喂养的山羊长得膘肥体壮。更重要的是，土壤监测数据显示，各项指标仍在持续改善。
那年冬天，省里召开了第一次盐碱地改良经验交流会。周小小、李文和赵卫国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另外两个试点公社也派了人来。会上，周小小做了主题发言，她没有过多强调成绩，而是坦诚地分享了整个过程：最初的挫折、群众的智慧、技术的摸索、不同理念的碰撞、以及从单纯求粮食到发展循环农业的思路转变。她展示了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强调了汇聚各方智慧的重要性。
她的发言引起了热烈反响。王处长在总结时动情地说：“周小小同志她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造自然的斗争，既需要科学的指引，更需要扎根土地的实践和耐心。她们的‘绿脉’，绿的不仅是土地，更是人心，是那种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因地制宜求发展的精神！这条路很长，但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
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松散的技术交流网络，由周小小她们公社作为牵头单位之一，定期交流各试点经验，共享像“海蓬子”这样的特色作物资源，并组织交叉考察。
时光荏苒，几年的光阴在辛勤的劳作中流逝。盐碱地上的绿色一年年扩大、加深、变得厚重。沟渠纵横如脉，水窖星罗棋布，覆盖保育已成为社员的自觉习惯。耐盐碱的作物和牧草成为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与之配套的养殖业也开始发展，社员们的餐桌上逐渐丰富了肉、蛋、奶。虽然生活依然清苦，但希望和信心已然扎根。
周小小和李文的脸庞被岁月和风霜刻上了更多的痕迹，但眼神依旧明亮锐利。赵卫国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成了“土办法”和“新技术”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他们和阿海、周成业依旧保持着通信，分享着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教训，这个跨越地域和领域的智囊团依旧在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