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去秋来，很快时间推进到了2118年的秋天。
一切和往常似乎没有什么两样，又似乎是有些不太一样，一切的变化都显得自然而绵长，华枫身边出任务和学习的时候，最常见的依然是云梦和白凤，随时间的推移，他们都在缓慢的成长。
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军事着作的精华。
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自司马迁撰《史记》，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已形成着名的《二十四史》；编年体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 杂史、地方史志、 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
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古代农学着作的代表作。
在古代汉文文学发展中，诗歌的发展占显着地位，如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等都有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而屈原(约前340～前278)、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永（约987～约1053）、 苏轼(1037～1101)、 陆游(1125～1210)、辛弃疾(1140～1207)等人的名字与作品。
他们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公认的名家。散文有着名的秦汉古文，至唐中晚叶，由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等倡导恢复秦汉古文运动，到欧阳修（1007～1072）、苏洵(1009～1066)、 曾巩（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苏轼、苏辙(1039～1112)时,古文运动大获全胜，号为“唐宋八大家”。
小说创作，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长篇巨着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短篇集如：《聊斋志异》均素负盛名。
在一些类书巨着的编纂方面，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特别是明清的《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着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不仅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也显示了古代汉族学者与少数民族学者合作与互相学习的精神。
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常常深刻的影响。
在道德修养方面，华夏文化重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止于至善”、“复归于朴”。心若有私，便不能与物合一，便不能达到至善，更不可能反朴归真。《周易·文言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之初生之时，本无私欲，一派天然纯真，此是“先天”状态；既生之后，进入“后天”状态，随着对外物的接触，名利美『色』的诱『惑』常常蒙蔽我们的先天之『性』，因此，私欲就会出现了。
人心本无私，但是，因为肉体的欲望而使人容易产生私心，所以，要回归自然，就需要自觉地修养，修养的过程也就是存其天理、灭其私欲的过程，也就是心物合一的过程、达到至善的过程、复归于朴的过程。
在器物制造方面，华夏文化也重视把礼乐精神融入进去，而不是只求实用『性』，尤其重视不过分突出人工的技巧。
中『药』材一般是直接从自然之中而来，不去进行提炼加工；中国建筑强调风水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建筑材料也是以自然之中的石头和木头为主，即使所用的砖瓦是经过人工烧制的，这些砖瓦时间长了也可以再转化为土；衣料采用兽皮、棉麻、蚕丝之类的东西；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一直没有改变过。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崇尚自然的精神。
华夏文化的“文”在经典之中，而“化”则把经典与现实联系了起来，至于“化”的成果却弥漫在与人有关的所有事物之中。
“文”是“化”之本，“化”是“文”之用。华夏文化之“文”经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时代而由孔子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说：“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由此而使华夏之“文”确定下来，成为“天之经、地之义”，“文”也就成了“化”的依据和原则，“化”的方法很多，“化”的范围几乎无所不至，因此，华夏文化不再对“化”的范围加以详细区分，因为分不胜分。
但是，西方“科学”是追求“分析”的，因此，有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比如“丧葬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厕所文化”等等，几乎没有什么不是“文化”了。
如果按照华夏文化的“文”来看待西方文化，那么，他们的“文”是什么呢？因为西方文化的前提预设是“天人相分”，因此，纯粹天然的东西只是“物”，只是“客”，所谓“客观”也就是把这些“物”作为“人”的“客”去努力保持其本来面貌，
也就是力求保证其“真”的程度，所以，“客观”是把“人”于“物”连接起来的桥梁。
“人”对“人”与“物”加以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然后产生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因此，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人”的认识的产物，都带有“主观”的特征。在“主”、“客”两分的过程中，“人”成了“主”，而“物”成了“客”，而且在主客之间，没有华夏文化中“宾至如归”的观念，它是“主是主，客是客”。
在这里，“人”是站在“主宰”位置的，所有的“物”都是“为我所用”的，一旦不能为我所用，便要改造或者消灭。我们可以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成果便是他们的“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科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他们的“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除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成果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文”之外，还有一项，那就是宗教的经典。
在西方的宗教信徒来说，似乎上帝是不能被怀疑的，是超越于人与物之上的，但是，看看西方宗教（基督教）的演化过程，就可以知道，《旧约》的上帝耶和华信仰，到了《新约》之中已变成了“圣子”耶稣信仰，另外还有信仰“圣母”玛利亚的，虽然说“圣父、圣母、圣子”可以“三位一体”，但是，这种信仰也像“科学”一样“分门别类”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像“科学”一样，使宗教信仰也要“不断创新”了。因此，这个宗教『性』的“文”也只是相对稳定，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信仰也是“为我所用”的。
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信仰的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对“人工”的重视，这样的“文”如何去“化”呢？他们把天人分开，认为天地万物不是“人”的一部分，而是“人”之外的、可以用智巧加以利用的东西，所以，他们格外重视技术发明，因为技术水平越高就获利越多。他们把神人分开，所以，有了政教分离，在政治上讲究『政府』与公民之间签订“契约”，在宗教上讲究上帝与信徒之间签订“契约”。
有了这样的“契约”才能保证各自的权利。他们说“人『性』恶”，所以用上帝、耶稣的神圣『性』来诱导人们去追求“博爱”，因为博爱可以人人获利；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来防止各自的权利受到侵害。
然而，他们又顺应并鼓励人们的私欲，在人与人之间讲究个人的权利和欲望，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可以无所不为，因此，显得非常“自由”而且“平等”，具有一种瞑炫『性』的诱『惑』力；他们用人工的智巧来认识、控制天地万物，以此达到满足人的私欲的目的，因此，显得格外发达、强大，具有一种神奇『性』的诱『惑』力。
这样，也就难怪人们常常要赞美西方文化了，可是，这种诱『惑』力的后面是什么呢？这也是华枫困『惑』的问题，尽管时间已经过了很久，现在这个时代对文化的需求已经变得淡薄了许多，更多的时候人们突出的是一种思维的实用『性』，而不是他的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