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的意思其实很明显的，他也知道八股取士确实是有弊端的，但是朱载坖作为皇帝，也要看到八股取士的优点，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要扬长避短，既要摒弃掉八股的这些弊端，同时对于八股的一些优点也是要予以吸收和肯定的，太祖皇帝也批评过八股，他曾经说道：“不究道徳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禆实用？”
但是在批评完了之后，太祖皇帝却命令刘基制定相关的制度，仍旧采取八股取士，太祖皇帝为达到选拔人才与把控思想意识形态的目的，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制定种种规矩：限定了范围——解释经学，指定了写作方式一一代圣人立言，对其形式做了要点规定一一体用排偶，可谓殚精竭虑。
但是太祖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所收到的效果却是和他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的，太祖意欲去浮华之习，以收实效，是以廷议稍变前代之制，以趋于古。但是实际上内容上的要求与形式上的规定恰恰相背而驰。题出四书五经，以传疏来解释经书的微言大义，需要写作主体不能有自由发挥，思想上要坚持八股文的经学性；而代言入口气的要求，又需要写作主体发挥主观想象，这在八股文写作中就有了虚拟的成分，凸显了八股文的文学性；而排偶对仗，这是典型的文学写作手法，更遑论后世八股文中出现的种种修辞手法。
王锡爵为朱载坖解释道：“陛下，自洪、永以迄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所谓浑浑噩噩，太璞不雕。”其实早期的八股文，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死板和繁杂，不贵言语，文字简要，境界高古仍旧是这一时期八股的特点，但是从弘治之后，八股文就愈加的繁杂，语言务以艰深为要。
当然，这也是受时代的影响，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的工具，其重点就是应试，所以当时人有言：“不要文章中天下， 只要文章中试官。”所以考官对于八股文风的转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而随着国家承平日久，对于文风也逐渐追求华丽，所以才导致了现在八股文风的变化。
正嘉以来，受繁荣的经济带来的奢靡之风的影响，市民文化开始以华为美，追求繁复华丽，精益求精，所以大明的衣食住行无不体现出精雕细琢的痕迹。以华为美的审美风尚由市民阶层渐趋渗透到权威文化中，这个时期的很多考官偏好浮夸雕琢的文辞，对八股文的明经合传的经学性有所忽视，而体式上的八股也不再严格遵循，科举考场上八股文文风偏离正统。
同时由于王学的兴起，阳明心学创立并深入士子之心，在所谓的解放思想的大旗下，这些士子在八股创作上也更加激进，故意追求艰深的文字，以卖弄自己的学问，在文辞上趋向于以华为美的审美风尚，注重辞章的精美与浮夸的华藻，追求奇谲的表达，八股文的文学性因素增强，而经学性减弱，清真雅正的风格不再是主流。
同时，由于时间的久远，八股文题目又因限于四书五经，封闭性较强，出题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到正嘉时期，题目业己难以出新，所以出现了士人为了科举而猜题、押题、背诵程文墨卷的风气。而朝廷为了打击这种风气，想出的办法就是出小题，也就是所谓的截搭题。
截搭题最麻烦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强截句读，破碎经义，这些截题的方法割裂了四书五经的经书义理，歪曲了儒家思想精神。王锡爵对此就是深恶痛绝的，他对朱载坖说道：“陛下，所谓截搭题，割裂上章，连下章极不相蒙之文，但取字迹相似者以命题。塾课先习浮烂之词，文场取塞终篇之责，五经大指，己属面墙；先圣精微，永随茅塞。”
这才是现在八股文最大的问题，这种所谓的截搭题，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逻辑可言，也就更谈不上所谓的代圣人立言，完全违背了八股取士的初衷，所以王锡爵等人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士人学子热衷于背题看八股文选本，不再专注于经义的研宄，八股文载道的功用无法实现；科举取士流于形式，真正的经世治国的人才通过八股取士难以觅求。
之前罗万化也就此事在密疏中上疏说道：“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材，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
王锡爵认为要改革八股的弊端，重点就是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上，朱载坖也认为王锡爵等人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八股不可能立即就废，朝廷要想办法变更八股文，使得八股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同时降低八股在科举中的作用，这点是很重要的。
王锡爵就说道：“陛下，正、嘉以上，淳朴未漓。自隆庆二十年后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多侈谈阳明，务讲禅宗；山人竟述眉公，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宋而加甚。着书既易，人竟操觚，小品日增，人言叠煽。此诚可虑者也！”
对于这点朱载坖也深以为然，朱载坖之所以将学校教育单独从礼部中拿出来成立学部，同时在各省直成立提学使司，就是为了加强朝廷对于学校的控制，同时保证学说的统一，对于科举和八股文，也要酝酿改革，朱载坖自然是很清楚的，短时间内直接将八股取消是不现实的，但是要对于八股进行改革，使得八股文更加适应时代，起到端正士风的作用，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至于那些所谓的狂儒、狂禅，不好意思朱载坖的态度就是和飞鱼们狂去吧，西冰库大酒店不管是单间还是大堂位置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