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坐在龙椅之上，目光扫视着底下的群臣。他注意到内阁的两位阁臣、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以及两位兵部侍郎都沉默不语，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此外，军机处的四位大臣也同样保持着沉默，没有人敢于轻易发表意见。
战争已经逼近家门，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问题在于，这场战争应该怎么打，打多久，是打到底，还是吃不住劲边打边谈？众人都无法揣测到崇祯皇帝的真实意图，因此纷纷选择了沉默。他们深知，如果说错话，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五位巡抚，作为地方的封疆大吏，也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他们看到朝廷中枢的各位大臣都默不作声，便也只能保持沉默。这种氛围让人感到紧张和压抑，仿佛整个军机处都被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着。
这就是一言堂的魅力。天下兴亡皆我一人可定。
崇祯皇帝心中暗自叹息，在这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他这位皇帝来掌控大局，确定方向，否则没人敢轻易发言。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可惜啊，朕的十位青年将才，那些人中龙凤都不在此，如曹变蛟、吴三桂、阎应元、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黄德功、孙应元、周遇吉和祖泽润。若是能有五六位在此，朕也能安心不少啊！”
其实，崇祯皇帝这番话本意是想激发在座的领兵文臣们的斗志，让他们产生竞争意识。然而，却无人回应他的话语，或许是这些大臣们没有理解到崇祯皇帝的深意吧。
杨嗣昌倒是开口询问道：“陛下既然如此信任曹变蛟、吴三桂等十人，不如现在六百里加急，让他们赶紧率兵回京勤王？”
崇祯皇帝听到这话，皱了皱眉，没有立刻回答。他心里清楚，这些人虽然忠诚可靠，但毕竟还是年轻将领，缺乏实战经验。而且他们手中的兵力也有限，如果过早地将他们投入战斗，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杨嗣昌见崇祯皇帝沉默不语，继续说道：“这十人中，阎应元和孔有德等四人带的四千人还在山东，虽然大部分都是步卒，接到勤王令之后，应该很快就能赶回来。”
崇祯皇帝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但仍然没有表态。他心中暗自盘算着，这些人虽然忠诚，但毕竟还是年轻将领，缺乏实战经验。如果过早地将他们投入战斗，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损失。而且，目前局势尚未明朗，不宜轻易做出决策。
过了片刻，崇祯皇帝缓缓说道：“此事需从长计议，不可轻率行事。”他顿了顿，接着说：“朕深知他们忠心耿耿，但如今京城空虚，仅靠他们几人之力恐难支撑大局。况且，他们皆是朕日后倚重之人，朕不愿看到他们过早地陷入险境。”
杨嗣昌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明白崇祯皇帝的顾虑，也知道这些年轻将领需要时间成长和历练。然而，面对当前的危机，他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崇祯皇帝看着杨嗣昌，叹了口气，说道：“爱卿所言不无道理，但朕实在不忍见他们涉险。且待局势明朗后，再做定夺吧。”说完，他挥了挥手，示意杨嗣昌退下。
这便是崇祯皇帝内心最为纠结的地方。他一方面希望像曹变蛟、吴三桂这样的年轻将领能够迅速成长起来，独当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能力尚未成熟，无法承担重任而白白牺牲。如果这十个人都在京城，那么毫无疑问，他们都会被派去对抗建奴。然而，如今他们却远在江南和山东，这就让崇祯皇帝有些舍不得让他们长途跋涉地赶来。
正当气氛越发沉闷时，郧阳巡抚卢象升首先站了出来，表示愿意率领五千名天雄军前往蓟镇长城隘口驻守，以协助孙承宗。在五位巡抚之中，或者说在这间屋子里所有熟悉军事的文官里，卢象升无疑是最具武将气质的一个。对于卢象升的主动请缨，崇祯皇帝当即表示赞赏，并亲切地称其为“朕的建斗”，强调他对自己来说就如同肝胆一般重要。不过，崇祯皇帝也告诉卢象升不要着急，目前他只是召集众人商议如何应对建奴，还未到真正出兵的时刻。
“卢爱卿，莫要心急。待到时机成熟，你卢建斗定会有上阵杀敌之机会。
然而，面对当下局势，爱卿认为应当如何退敌呢？
还望爱卿不吝赐教。”
“回禀陛下，以微臣之见，自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卢象升言辞恳切地回应着，但他注意到崇祯皇帝的脸色逐渐浮现出失望之意，便赶忙进一步解释道：
“陛下，微臣之意并非是简单的以兵力数量优势迎敌。事实上，我大明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却需要分散各处镇守，导致兵员质量参差不齐，权责界限不明。
相反，建奴方面虽然兵力相对较少，但其将兵力汇聚于一处，力量集中，能够迅速突破防线。此外，其主帅与将领之间多为兄弟、子侄关系，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鉴于此，我们不能轻易集中兵力出长城，主动寻找战机与女真人决战。
因此，微臣请求前往蓟镇，助孙督师一臂之力，与女真人展开一场持久的攻防战。通过坚守城池，借助坚固的城墙和守城器械，与女真人展开持久战。
毕竟，女真人远道而来，目的在于速战速决，而时间因素决定了他们无法在燕山山脉久留。”
“因此，这些建奴们，无论是六万大军，还是十万大军，都绝对不可能长时间地困顿于坚城之下。
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做，就会陷入被包饺子的困境。所以他们唯一能选择的就是速战速决，迅速突破防线，深入内地。而对于他们来说，蓟镇长城的突破口非常有限，只有那么几个地方。
微臣在这里只是简单地口头描述一下，但这还不够直观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