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的《文化苦旅》中有一篇《道士塔》的文章，相信道友们都看过吧，听说已经被收入了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中。二十多年前读《文化苦旅》的时候，其实对这篇文章没有太多的印象，所以又找出来仔细读了一遍。其实这里并不是要讲余秋雨，而是这篇课文里面他所描写的那个“罪人”，文中是这样写的，“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这个所谓的罪人说的是谁呢？他是曾经看护莫高窟一个普通道士王圆箓。这个余秋雨笔下的罪人，在他的墓碑上面却赫然刻着“功垂百世”四个大字，这显然和余秋雨所说的画风完全不符啊。
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那个黄沙漫天的敦煌，拜访一下王道士。
姓名：王圆箓
籍贯：湖北麻城
出生时间：约道光三十年（1850年）
去世时间：1931年
王道士本是一个很小的道士，很渺小，如果没有和莫高窟发生联系，恐怕和历史上的万千普通道士一样随便就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意思是什么呢，他的生平资料很少。要想了解他，首先是看他的弟子写的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当时弟子赵明玉等人埋葬王道士的时候，为了这篇墓志很是费了点心思。
这篇墓志足有五百字，所表达出来的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通过它，首先大体可以分析出王道士是死于1931年6月3日，老家则是湖北麻城。
关于籍贯，不但墓志中讲他是湖北人，敦煌人郭璘在1906年写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中也有“鄂省羽流圆箓”的记载，1911年王道士自己写的《催募经款草丹》中同样自称“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所以他是湖北人还是可以确定下来的。那为什么还要专门讲籍贯的问题，原因学术界至今还有些争议，说他是汉中人。
那么王道士怎么大老远的跑到西北苦寒之地的呢？墓志里说因为麻城连年荒旱，只好逃荒出来，至于往哪里逃也没有个目标，总之得先保证不被饿死。就这样，大概光绪元年（1875年）他来到甘肃省酒泉市的肃州。推算年龄，他当时应该二十多岁，正值年轻力壮，于是就在那里当了一名巡防兵。
王道士的军旅生活没有记载，具体哪年退伍也不清楚，当然是否有过美好的爱情故事就更不清楚了，总之他遇到了一位不知何来何去的盛道人，然后就受戒皈依，成为了一名游方的道士。
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关心王道士的师承，大概认为不值得关心，或者考证起来有难度吧。这里稍分析一下，因为可用的资料的确是极少，所以只能从名字上分析分析，结论是王道士可能是龙门派的。说到门派，道友们应该想起刘一明了吧，当然了王道士究竟是不是刘一明一脉的传承就难考证了。按龙门字辈看，王道士应该是第19代圆字辈，他的弟子姚明善、赵明玉是第20代弟子，徒孙方至福则为第21代。另外王道士当年管辖的西云观确是龙门派法裔，敦煌道教协会的历任会长也均是龙门派的，由此大体可以断定王道士属龙门派。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前后，王道士游历到了敦煌，顿时被迷住了，自称这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立刻决定住下。道友们可以看看地图，既然是游历，走回头路的可能性还是要小一些，所以王道士从酒泉出发继续向西北走，出了嘉峪关、玉门，来到敦煌是比较科学的。有道友会说，那他怎么不向东北、西南走呢？答案当然是得走相对的人更多的官道，西北那地方，随便乱走，十天半个月别说见不到人了，连水都没有，所以他向西北走来到敦煌，这其实是一种必然。
既然对敦煌有了兴趣，王道士便决定留下来了。当时上层和中层的寺庙里住着喇嘛，所以王道士只好选择了下寺，今天的编号第344窟中落脚。因为他是汉人，所以很快就被当地人接受了，又经过几年的辛苦化缘，“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之下，慢慢地把坍塌的石窟改造成了小道观。当然，当年他的那些打通隔墙之类的操作对整个石窟造成的毁坏，也是很多学者攻击他的一条罪证，就不提了。
王道士文化不高，怎么说呢，斗大的字能认识一大筐吧，所以他专门请了一个叫杨河清的人帮他做些抄写的工作。其实就是抄些道经善书，等有香客来的时候卖几本赚些银子。
平静而又枯燥的日子和不远处的党河水一样一天一天地流过，1900年6月21日，王道士还和往常一样早起，准备一会帮工的村民来了，继续清理通道里的沙子。他不知道，远在北京的朝廷就是在今天正式对八国联军宣战了。更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这里也发生一件不亚于八国联军入侵的大事。
在帮工们清理沙子的时候，一个姓杨的村民告诉他北边的壁画后面可能是空的。好奇心、探宝心谁都有，于是两人半夜里把墙壁破开，至于壁画珍贵与否，管它呢，接下来就发现了隐藏在后面的一个洞——藏经洞。
发现藏经洞的过程还有一种说法，是杨河清往墙上的缝隙里插香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反正那个清沙的村民也姓杨，没准就是说的一个人，总之是发现了这个藏经洞。
当王道士打开洞的那一刻，也许满心都是财宝扑面而来的憧憬吧。门后的洞不大，宽2.7米，高2.4米，洞顶像个倒扣的碗，仅十来平方，整整齐齐地堆满了白布包，每包里面都有十多卷经书。王道士不禁相当失望，好在没什么文化的他也是识货的人，知道都是些经书，就算不能换钱也是宝物，所以第一想法就是保密。
以后，王道士时不时地从洞里取出卷佛经、佛画或者小佛像之类的当人事四处送人，结交些县里的人物和楼上的喇嘛。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藏经洞的事渐渐传了出去，王道士感觉事情有点捂不住了，便决定上报。
当时敦煌县长叫严择，王道士自然是向他汇报的，于是走了50里路去了，可是严择没当回事，这下倒是正合王道士的心意。
此后，王道士照样从藏经洞里拿些宝贝出来送人，反正好几万件呢，上面又不理会，拿它们来结交些朋友还能有点用处。就这样，陆陆续续被他送人的宝物不知凡几。
两年以后，王道士又拿上一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经卷、佛画来到了300公里外的酒泉，想试一试能不能靠这些东西和道台廷栋搭上关系，再随便给点银子就更好了。道台老爷怎么可能拿一个穷道士当一回事，当年王道士在这里当兵也不可能让道台老爷注意到他不是，不过听说他带来了不少宝物，才勉强让他进来见一见。
廷栋随手翻了翻王道士送来的这些经书，面现不屑，“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意思是说，你拿来的这些是什么破玩意儿，就这字，你瞧瞧，还没我写的好呢，能值几个钱，拿回去拿回去。巴结大boSS的计划失败。
回到敦煌不久，1902年3月，新县长汪宗翰来了。王道士听说新来的这个县太爷也是湖北人，1890年的进士，算是有真学问的，于是拿些经卷来送礼，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也许能结交上。总算汪县长识货，认出这些经卷的价值，问明原委以后，立刻报告给甘肃学政叶昌炽，同时还送上了一些经卷以为证明。
叶昌炽是着名的金石学家，1902年初任甘肃学政，汪县长第一次送过来的是唐朝和元朝时期的一些拓片、绢画的佛像以及手抄的《大般涅盘经》，时间是1903年12月。
1904年9月29日，汪县长又送来了一幅宋朝绢本《水月观音像》。
1904年10月13日，他又收到了敦煌当地的一个叫王宗海送来的两卷唐朝的手抄经书和一幅画。
其他有记载的，还包括《杨公碑》《李太宾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大中五年洪辩碑》《水陆道场图》绢画、《地藏菩萨像》绢画等。
由此可以看出来，那时候藏经洞中的一部分宝物已经流出来了，叶昌炽当时在日记里说：“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
好在这些东西着实引起了叶昌炽的重视。1904年5月15日，上面下令立刻清点并封存藏经洞，同时命令王道士把拿出来的那些经卷也要放回去，等候上面的命令。其实叶昌炽曾建议藩台把这些经卷运回来保存的，不过预估需要五六千两白银，也不禁苦笑着摇头。要知道，藩台大人心情正不好呢，什么辛丑条约，什么庚子赔款的，为了赔洋人银子，全国都帮着刮地皮，哪来的闲钱保护一堆破经卷啊。
汪宗翰带着指示来见王道士，说完了上面的意思，顺便翻了翻经卷，顺手挑了几卷，来来来，大伙来一趟也辛苦，道长也没什么招待大伙的，一人挑一两卷留个纪念吧。有人随手挑了一卷，有人干脆就没动手，“当时人亦不知重也”。然后，汪县长命令王道士把洞封上，好好保存。
事实上，王道士并没有完全封存藏经洞，这个洞是我发现的，你们一句话就不让我碰了，那怎么可能，于是照旧经常拿些出来送人情。比如这期间送过敦煌典史苏子培《庄子?知北游品》和六卷佛经、道经，送给兰州的严金清一幅《观音菩萨像》。具体王道士送出去多少不清楚，但通过总结后发现，这期间他拿出来的全是精品中的精品，也说明他是个识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