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重归李氏之后，先后由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继位，这二位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让这个亲妈折腾得小心肝都没安生过，二人都曾经两次出任皇帝一职，在位时间加在一起也才十三年。
武则天让位给李显以后，重新恢复了唐的国号，老子也重新成为了“玄元皇帝”，贡举人们也回家翻出了《老子》每天要看上几眼。新人新气象嘛，更何况皇朝重新回归，所以还要求每州再修一所中兴观，不管怎么样，先释放一下被压抑已久的情绪，也顺便讨个口彩。
历史上对武则天执政期间的功过得失早有评价，道友们也都有自己的见解，不啰嗦了。在宗教政策方面，由于武则天执行的佛先道后的政策，佛教的势力更加庞大，相对来说道教发展则进入了低潮期。
712年，随着睿宗让位，唐玄宗李隆基（就是文学、影视界的明星唐明皇）继承大统后，对自己亲眼看到的宗教问题，特别是佛教的危害认识非常深刻。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这些可不是听别人说的，而是他自己看到的。道教虽然和佛教有相似之处，宫观同样占有大量的人口和土地，但是道士可以娶妻生子，也愿意参政当官，喜欢封个爵位，要为后代子孙谋福利、谋发展，所以道士们和地主阶级没有根本的区别，矛盾并不激烈，所以，玄宗对道教首先就多了一层认同感。
为了能够迅速摆脱周武的影响，使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全面展开，李隆基效法唐太宗再次大力推行开国以来的崇道政策，提高道教地位，重新变回了道先佛后，推行了一系列崇道的政策。714年李隆基下诏沙汰僧尼，还俗者二万二千余人；据《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记载，开元九年（721年），李隆基又遣使诏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道教法录，便成了正式的道士皇帝；《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九年(731年)又下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廿一年(733年)下诏“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劝令习读，以明旨要，置于诸经之首，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735年亲自注释《道德真经》，并发给各地的宫观，同时要求百姓家家都得收藏本《道德经》。
汉朝以来，《道德经》的注释极多了，李隆基感觉前人的注释水平都不咋地，或者说都不是太符合自己的胃口，这个实际上不难理解，不同的人对这部《道德经》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就连断句都花样百出呢，身份、地位不同，理解起来更加会有不同了，所以他把自己多年来从老子思想中学习而感悟到的治国体会加以梳理、总结、提炼和阐述，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把清静无为具体化，具体化成什么了呢？比如提倡节约、以农为本、休生养息，减轻苛税，无纸化办公——咳，就是简化办公等等这些角度上对《道德经》进行了注释，后世称为“御注”。
他的这些思想在历代小学生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放在唐朝，可谓是极先进了，所以才能有大唐的开元盛世，也为他赢来一个以道治国的美名。
当然了，李隆基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可能只因为推行了崇道的政治才取得的，但他的治国思想受到道教的影响很大，而且他的宗教政策对于教化百姓，加强统治作用同样很大。可以通过人口数字简单看看李隆基的政绩，705年，就是武则天去世的那一年，户部上奏全国一共有六百一十五万户，人口是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到726年，全国共有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人口已达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到732年时，人口增至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人。人口数量实际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没有比这个更具有说服力。
《资治通鉴》记载，737年，李隆基规定全国各地都要在老子诞辰日集中给他庆生，“老疾不堪厘务者与致仕道士女冠，皆隶宗正寺”，同时下诏“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就是增设了玄学博士，并且每年要增开道举。想当官吗，除了参加以前的考试以外，还可以通过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然后参加“道举”，就是道教的科举，同样可以出人头地。
《旧唐书?礼仪志》中有相似的记载，只不过时间是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下诏“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画玄元皇帝像，而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设崇玄学（后改称崇玄馆），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考试合格者按贡举及第对待，称为道举，授予官职。其中为什么会有所不同，不深究了。
玄宗紧接着还通过了一系列命令，除了道教独立于国法之外的特权以外，大量印发道经，为了让大家好好学习，规定说这就是题库，以后考试题都从里面出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皇帝摆明了车马要给道士特权了，下面不乏心眼儿活络的人吹捧。同年正月，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澣上了份奏书，原文就不引用了，大概是说道教太伟大了，那是需要我们这些凡人敬仰的，所以，如果有男道士或女道士大人们犯了什么法纪，也不能随便就让官府处罚。您也知道，下面人有时候会动动私刑的，又是抽鞭子，又是打板子的，甚至提前试验满清十大酷刑什么的，那可是影响道教的伟大形象啊，所以应该下旨命令地方政府不能随便处置道士女冠。那么怎么处理呢？当然最好是让道教自己处理了。这才叫人才，知道皇帝喜欢什么，前途还能不光明！
不过这个齐澣还真不太好评价，进士出身，聪明自然是足够的，年轻时不成熟，所以说话不谨慎泄了密，被皇帝给贬了官，在县里窝了十多年才逐渐升迁。好在他还能耐得住寂寞，一度认真做了几年好事，比如改变漕路、治理水道、安顿流民等，很出了几件政绩，所以被升到了汴州刺史。晚年时又投靠了高力士，得罪了李林甫，结果又被牵连罢官回家种地去了，据说最后还是被起用了，应该全是会揣摩上司的心意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