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京兆华原人，相传为楚大夫屈原的后人，唐代医药学家、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着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
孙思邈，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幼年嗜学如渴，知识广博，只是后来身患疾病，经常请医生治疗，花费了很多家财，于是，他便立志从医。少年好读，天资聪明，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据《旧唐书》载，西魏大臣独孤信对孙思邈十分器重，称其为“圣童”。18岁时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精通道家典籍，被人称为“圣童”，开始为乡邻治病。
北周静帝时，杨坚执掌朝政，召孙思邈任国子博士，孙思邈无意仕途功名，认为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坚决不接受，一心致力于医学。见国事多端，孙思邈隐居太白山中，一方面下功夫钻研医学着作，一方面亲自采集草药，研究药物学。认真研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古代医书，同时广泛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热心为人治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从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新的医药学研究成果，以毕生精力撰成了医学着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唐太宗即位后，召孙思邈入京师长安，见到他7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太宗想授予孙思邈爵位，但被他拒绝了，仍回到乡间为民医病。
唐高宗即位后，孙思邈又被接到帝都，拜谏议大夫，这次他虽留住在长安，但仍不愿当官，碍于情面就推荐了自己的徒弟刘神威，说徒弟好学，年轻有为，高宗就应允后立即安排刘神威进了太医院。孙思邈年高有病，恳请返回故里，高宗特赐他良驹等物，还有已故的鄱阳公主的宅邸居住，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文学大家，都十分尊敬孙思邈，以待师长的礼数来侍奉他。
孙思邈一生勤于着书，晚年隐居于故里京兆华原五台山专心立着，直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孙思邈与世长辞，享年142岁，留下遗嘱：要薄葬，不要焚烧那些纸扎的阴间器物，祭祀时不宰杀牲畜。
孙思邈不仅精于内科，而且擅长妇科、儿科、外科、五官科。在中医学上首次主张治疗妇女儿童疾病要单独设科，并在着作中首先论述妇、儿医学，声明是“崇本之义”。他非常重视妇幼保健，着《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在他的影响之下，后代医学工作者普遍重视研究妇、儿科疾病的治疗技术。
孙思邈非常重视预防疾病，讲求预防为先的观点，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并提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强调“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然。”他提倡讲求个人卫生，重视运动保健，提出了食疗、药疗、养生、养性、保健相结合的防病治病主张。针灸术也颇有研究，着有《明堂针灸图》，以针灸术作为药物的辅助疗法，认为“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积极主张对疾病实行综合治疗。
在研究医学的过程中，孙思邈把硫磺、硝石、木炭混合制成粉，用来发火炼丹，这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关于火药的配方，在所着《丹经内伏硫黄法》一文中，记述了伏火硫黄法的制作方法。
孙思邈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孙思邈具有高尚的医德，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先，他关心人民的疾病痛苦，处处为患者着想，对前来求医的人，不分高贵低贱、贫富老幼，亲近疏远，皆平等相待。他出外治病，不分昼夜，不避寒暑，不顾饥渴和疲劳，全力以赴。临床时，精神集中，认真负责，不草率从事，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嫌脏臭污秽，专心救护。特别是他提倡医生治病时，不能借机索要财物，应该无欲无求。他这种高尚的医德，实为后世之楷模，千余年来，一直受中国人民和医学工作者所称颂，被尊称为“药王”。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