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针灸铜人，王大山又打开了另外几个箱子。
这些箱子都差不多大，每一个约四十公分左右，一共有二十多个。
打开一看，发现里面全是佛头。
每一个佛头都都从脖子处被整齐的切割下来。
从造型上看，似乎是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雕像。
也有一些，像是天龙山石窟的。
这不是日本人掠夺的全部的佛首，因为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日本民间还有不少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通过军事侵略、系统性掠夺和非法交易等手段，导致中国大量珍贵文物流失至日本。
这些文物涵盖古籍、书画、青铜器、陶瓷、佛像、甲骨文等各类文化遗产，具体流失情况复杂且难以完全统计。
他们掠夺文物的主要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有组织的军事掠夺。
日军在占领区，如北京、南京、上海、洛阳等地，对博物馆、图书馆、寺庙、私人藏家进行系统性洗劫。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据远东军事法庭记录，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劫掠了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等机构，掠夺古籍、文物超过88万件。
第二，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盗窃。
日本以考古，学术研究为名，派遣调查队盗掘中国文物。
例如，日本学者多次考察云冈石窟，切割盗走佛像、浮雕。而在1930-1940年代，龙门石窟中的大量佛首被日本商人勾结军阀盗卖至日本。
第三，依靠非法走私与强制收购进行文物劫掠。
日本商人、收藏家利用战乱低价收购文物，或通过汉奸、伪政权强征文物。
上海嘉堂文库等私人藏书就是这样被日军强行收购并运往日本。
王大山在这里看到的佛首大约有二十多个，都是极其精美的雕像，就这样静静的躺在一个个的木箱之中。
即便如此，这里的佛首也不足当年被日本人掠夺的万分之一。
幸运的是，这二十多个佛首最终留了下来，并没有被盗运出去。
王大山是道士，老实说他对佛教不太感兴趣，认为大多数佛教寺庙太过于浮夸，有蛊惑人心依附寄生的嫌疑。
但即便如此，当他看到这么多精美的佛首被从雕像上割了下来，还是忍不住咬牙切齿。
无论佛家再怎么浮夸奢华，靡费了多少人力物力雕刻出的佛像，那也是中国的文化，岂能被强盗掠夺？
佛首之后，就是青铜器。
青铜器更多，足足有上百件。
这些青铜器有大有小，各种造型的器具都有，而且几乎全部都刻有铭文。
判断青铜器价值的高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是否有铭文和铭文的多少。
铭文越多，历史价值越高。其次才是器型大小和精美程度。
要知道，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青铜器都是重器，不到王侯一级，是根本不可能用来陪葬的。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在1928年进行发掘时，曾出土了数量庞大、工艺精湛的青铜器。
然而，在日本侵华期间，殷墟的文物遭到系统性盗掘和掠夺，其中日本军方、学者及古董商扮演了重要角色。
1937年11月安阳沦陷后，日军将殷墟划为军事管制区，禁止中国学者进入，并组织所谓“考古队”进行非法挖掘。
据《安阳县志》记载，日军在1938—1945年间多次盗掘殷墟，劫走青铜鼎、觚、爵等礼器及兵器，其中许多文物被运往日本。
日本京都大学等机构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派遣学者梅原末治等一批人进入殷墟，以调查的名义勾结日军盗取了大量的文物。
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贿赂当地汉奸，收购盗墓所得。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商代亚丑方鼎，即为这一时期从殷墟流失出去的。
最为关键的是，这些日本人专门挑有铭文的青铜器下手，其心可诛。
有一个故事，1939年，司母戊鼎在安阳武官村出土，重达832公斤，为现存最大青铜器。
日军闻讯后多次搜寻，村民将其秘密埋藏，方免于劫掠。但同期许多小型青铜器未能幸免。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殷墟被盗掘青铜器超千件，破坏墓葬数十座，导致大量历史信息永久丢失。
接下来就是甲骨文了。
装甲骨文的箱子和装佛头的差不多大小，每一个箱子都装有十几片甲骨文，一共大约有七八十个箱子。
粗略估计了一下，所有的甲骨文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多片。
这一千多片甲骨文，与已经被运到日本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再往后的箱子里，装的都是书籍。
王大山竟然看到了永乐大典副本，而且整整有将近百册之多。
永乐大典成书于1408年，共册，收录先秦至明初的文献，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存放于南京文渊阁。
明嘉靖年间抄录副本后，正本失踪。有说被南京的官员监守自盗，也有说被嘉靖皇帝陪葬。
但正本离奇失踪是事实，最大的可能还是被放进了嘉靖的永陵，为他殉葬。
嘉靖在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停灵等了许久，当时抄本工作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之后陪葬。
乾隆年间统计，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当时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
又或者原本是想培养抄本，但因没有抄完，皇帝的尸体又不能停放太久，这才把正本放了进去。
后来，那仅存约8000册副本，也因管理不善、官员监守自盗逐渐流失。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翰林院《大典》存藏地遭焚毁，大量副本被毁或劫掠，当时仅存400余册散落全球。
至1931年，中国国内仅存约110册，主要藏于北平图书馆、故宫及私人藏家手中。
日本战前已通过购买、劫掠获得部分《大典》，如京都大学、东洋文库等机构藏有少量册卷。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本控制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劫走部分《大典》残卷。
北平图书馆原藏的62册《大典》中，有部分在战后发现已被转移至日本，仅剩42册。
后来，日军以“搜查抗日分子”为名，强征民间藏书，着名藏书家傅增湘、周叔弢等人的收藏均遭洗劫。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曾从北平书商处低价购得多册《大典》，后运回日本。
之后，汪伪政权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后，也配合日本搜集古籍，包括《大典》。
可以说，永乐大典的丢失，一半是日本人造的孽，另一半也是汉奸们祸害的。
即便到21世纪，国内存有的永乐大典也不过200多册，其中有62册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可是王大山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发现了近百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如果这些书被发现了，绝对能够在考古界和文化界引发地震，而且还是最大烈度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