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徐清虽然对于这些士大夫口中的保守思想不以为然，但想要让他们尊重自己的想法，自然也只能尊重他们的想法，而如此一来，理学便最终还是大兴了，这一点，在徐清看来十分有意思，在他的时代，南宋也是理学大兴的时代，朱熹和大小程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来倡导新儒学，既所谓理学。
后来这一流派在明朝建立之后，正式被确定为国学，也成为了理学，其后虽然经历王阳明的心学和清朝时期的朴学作为冲击，但依旧没有动摇理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后世子孙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作为一个现代人，自然是看不起理学任何一点东西的，认为这是一种摧残人性的东西，他束缚了女性，压低了女性在封建社会的权利，同时遏制了人性，对人有着极大的压迫，最后通过八股考试，将每个人的思想统一，直至僵化，这就是理学。
但其实理学并不仅仅只是如此，要想理解理学，就必须要理解这是一种在什么年代下特有的产物，理学的诞生具体日期已然不可考了，根据朱熹的说法，理学的开山始祖为周敦颐，而周敦颐则认为理学的始祖，是为孟子，这当然是有些牵强附会了，就像李唐王室定鼎天下之后，因为自身带有胡人血统，害怕汉族不认可他们家族的地位，所以说老子李聃是他们的祖先，是一样的道理。
在中国，对于所有的改革和改制，都会使用一种托古的方式，就比如清末，梁启超先生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公车上书运动，最后开始百日维新，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却对后世中国巨大，而其中康有为作为百日维新运动中的核心人物，是思想的代言人，当时很多儒家学者并不认可，西方的思想，认为那是蛮夷之国的东西。
中国只需要学西方的技术就好了，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文化思想上，我们是不需要学习西方的，继续使用儒家的思想，便可以通达天下，致使国家太平了，但这样的想法，却被后来的历代列强所击垮，人们渐渐发现，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科技上的落后，更是思想上的落后，是文化上的落后，是全方位的落后，人们应该学习西方的思想，去真正的用现代化的方式，去改造这个老大帝国。
但是众人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心中的文化块垒却很难消除，几千年的儒家教育，天朝上国，早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们，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极度自信，导致没有人敢提出来，要改变国家的制度，因为改变制度，必然要改变思想和文化，而儒家文化根植中国文明几千年，已然深入了骨髓，进入了肺腑，便是在现代化的今天，人们提到孔子，孟子，儒家，虽然有嗤之以鼻者，但更多的还是怀有一份尊敬之情的。
而康有为，则在南海发出了第一声啼鸣，他利用孔子，孟子的言论，然后写出了一本《孔子改制考》一书，在其中详细记载了孔子其实是支持将帝国建立成共和制度的国家的，他在其中就《三羊》一章中，认为孔子口中的“据乱世，开平世，太平世”分别是帝制封建时代，君主立宪制度和共和国时代，然后利用这个说法，逐渐延伸至社会各个角落思想的变化，从而假托古制，从而为维新变法寻找法理的依托。
这件事情在当代来看，简直就是愚不可及，毕竟孔子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封建制度，君主立宪制度，更别说什么共和国制度了，单看孔子的言行，他就是一个希望国家恢复到周朝井田制，既所谓古礼时代的人，认为国家不发生变化就是大治，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宣扬所谓的改制呢？
但就是这么一篇文章，却为清朝上千万读书人找到了依归，因为他们的心中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知道儒家救不了中国，需要从外国引进新的文化来改变自己的国家，不然就是亡国灭种，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意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毕竟这是祖宗上千年流传下来的，其中有我们祖先数千年的心血，若是就此废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受不了的。
而康有为则在其中找到了平衡点，利用这一套说辞，将儒家和改革联系在了一起，由孔子直接为变法代言，从而天下的读书人终于找到了一套说服自己的想法，而康有为也因此成为了南海圣人，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当然是幼稚的举动，但放在那个年代，他的做法，确实是为中国人打开思想的牢笼，做出了有利的改变。
虽然之后的康有为做了很多的混账事，在私德上也并不完满，甚至到最后，启超先生都与自己的恩师，恩断义绝，但这并不能否认他确实为当时的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就是儒家的做法，托古改制，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遵从古礼，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当初朱熹说理学源自周敦颐，而上至尧舜禹汤，及至孟子，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事情了。
理学和心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两大儒家学派，与心学不同，理学认为性即理，与心学的心即理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也跟时代背景有着很大的原因，两大流派都来自于南宋时期，心学中最有名的人为王阳明，但他并不是创始者，而是集大成者，从南宋陆九渊开始一直传承下来，也是从南宋开始的。
可以说理学和心学，从南宋开始，贯穿中国长达九百年左右的时间，直到现在，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人的哲学观，这两种理论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历代大家都在这两种理论上添加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到最后这两种流派也变得十分复杂，没有几十年的功夫是根本不可能理解的，这里只说一说他们之所以会诞生的背景。
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靖康之耻，南宋作为一个中央王朝，却不得不偏安一隅，做一个小朝廷，当时的社会上，知识分子们有着十分普遍的焦虑情绪，许多人认为应该打回去，而还有很多人则认为保持现状就可以了，而通过海洋贸易，整个宋朝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世界知名的南海一号，便是在这个年代出发然后沉默的，而像这样的船只，整个宋朝数以千计，根本不可统计，这是一个十分富庶的时代，甚至许多专家说，南宋的富庶超出了一个封建王朝的极限。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当时的南宋也像现在的宋朝一样，出现了许多人，开始醉生梦死，许多读书人，不思报国，整天就想着风花雪月，花前月下，社会处于一种纸醉金迷的时代，且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便是这个时代的官员们，也都沉迷在富裕之中，茫茫然不知自己的死期已经将至。
就在这个时候，许多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便决定站出来，改变人们心中的想法，让这个国家的人重新振作起来，而这时，许多大家便纷纷开始走出自己的书斋，开放自己的书院，开始演讲，以让当时的读书人可以知道，读书并不仅仅只是做官，做官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享受，国家正处于危在旦夕之间，我们应该要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行。
当时的讲学，立刻在整个宋朝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随即许多思想家开始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也纷纷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派，其中最为着名的便是心学和理学，甚至当时一代儒家大家吕祖谦为了调和这两大学派的纷争，还在江西上饶鹅湖来进行辩论，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那个时代，下至读书人，上至官员都卷入到了这场思想大辩论中，最后这场辩论进行了很长的时间，但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
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朱熹认为人应该格物致知，去尽可能的知道一件事物的发生经过，原理样貌，而陆九渊则认为人首先要明白人自己，然后以人为中心，再去理解世界万物，这两种思想放到现在，也是十分精微的讨论，在这里，就不再描述心学和理学的区别了，但心学和理学之所以会诞生，其主要因素，便是社会的浮华和外界的侵扰，以及文化上的自由，和社会的富足，让许多人有钱可以读书，从而读书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以致于学院开始广泛诞生，而从此刻开始，文化开始向民众传播，而文学上的思想争锋自然也就更为广阔了。
而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他们所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人应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可别小看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生活富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没有住房压力，也没有来自社会的压力，而这些是普通人的生活目标，因为有目标，所以很难堕落，而这些没有目标的人，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目标，不然堕落，只是转瞬之间的事情罢了。
所以在现代人看来，理学和心学都是陈旧腐朽之学，但在那个年代却能成为显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学问可以回答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困惑，就像在这个时代，成功学，心灵鸡汤的书籍往往最受人们欢迎，因为现代社会人们最渴望的就是成功，如果成功不了，就看看心灵鸡汤抚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心灵。
但成功学和心灵鸡汤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么，其实并没有，但人们离不开他们，甚至往往会被这两种书，搞的热泪盈眶，充满热情，心学和理学也是如此，人们之所以当这个时代不喜欢他们了，主要是因为对于人和人的哲学思考，已经不是年轻人们所喜欢的事情了，而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因为读书人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且即便是南宋，这个中国最富裕的时代，不能读书的人始终是大多数，只要能读书，就是知识分子了，所以在那个年代，读书人的素质和生活水平往往都比较高，人们也不需要担心成功与否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成功学和心灵鸡汤并没有那么渴望。
而对于心灵的空虚，则更加需要知识来填补，这就是心学和理学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显学的民间因素，人民需要，自然就成为了他们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民，因为生活富足，自然就会出现很多糜烂的事情出来，人心因为无所拘束而糜烂，而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提倡节俭的，只不过一个要极端一点，一个要温和一点而已，总之，任何一种学派的诞生，都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至于限制女性这一点，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特性，不能因为欧洲有女王，就认为他们的女性在古代更有权利，其实全世界的女性在工业化到来之前都是没什么权利的。
世界从新石器时代以后，就渐渐过度到男权社会了，等到工业化之后，才慢慢向着平权社会开始挺进，无论有没有儒学，这是社会规律自动发生的变化，不是一种学说所能施加的影响，就像欧洲可没有受到儒学的影响，为什么女性的地位也是越来越低了呢？是因为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难不成儒家的大家们还跟基督教的神父们心灵相通。
这只不过一个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已，也是社会生产之中发生的必然，谁是主要劳动者谁享有权利和话语权，所以他们就能判定，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不是劳动，只有男人干的活才叫劳动，这就是不公平的体现，但这种不公平是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带来的，与学说的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而这两种学说，对于如今的宋朝来说，也可谓十分的重要，虽然如今无论是朱熹还是陆九龄都还没有出生，但这种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了，而徐清自然就是那个拔苗助长的人，而在心学和理学之间，大多数士大夫显然更加喜欢理学一些，因为理学思想简单。
相比起心学，他需要一个人有极高的天赋，就像一件事情，就如同人读书，朱熹认为人应该多看书，当你把书看透了，你就知道怎么做人了，而心学则认为，你应该先学会做人，等你学会做人了，再去看书，那么书中的意思就能清晰无误的被看进去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而在这两者之间，你觉得哪一种比较适合普罗大众？
自然是前者了，这就有点像是法律和道德之间的争辩了，你说让一个人守法容易，还是让一个人遵守道德容易？当然是让人守法容易，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守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一个人不遵守道德，却根本不会遭遇法律上的惩处，这就是两者的差别，一个是告诉你，你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做了会有什么样的惩罚，还有一个则是告诉你如何去做一个好人，但却不告诉你不能做什么事情，这两者之间，便是傻子也会知道法律是什么，而道德，便很难界定了。
所以理学更适合普及老百姓，他可以让老百姓很清楚的就知道，做什么是对的，而做什么又是不对的，而心学则不同了，这或许也是理学的影响力那么深远的重要原因之一，理学可以扎根在老百姓的心中，让他们照着士大夫设计出来的这些条文来做，等做久了，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民族的精神了，而心学则不同，只告诉你一个大体的概念，然后让你自己去悟，最后大多数人却是悟不出来的。
所以最终选择的还会是理学，但理学当然也有问题，那就是他把所有的问题都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然后让人们去背标准答案，这样一套东西，在社会初期的时候自然是可行的，他可以规范人们的生活，但长期来看，自然也是有隐患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