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设计让我失望，你们将我大明的江山放在哪里？将我大明的皇帝陛下放在哪里？我多次强调，要体现我大明江山无限，体现我大明的历代先君……”
宝钞提举司，这个重新壮大起来的衙门中，王言怒喷全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吕芳在一边给这些人解围：“王知县饿，你也不要急，事情总要一点点的做，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你把要改动的部分跟他们说一说也就是了，一点点的改下去，总能有想要的样式。”
王言这才偃旗息鼓，跟人们一起研究起了新的样式。
他说话的目的当然不在于对其他设计的不满意，而是在于他对皇帝的忠诚。毕竟吕芳在这里呢，他多强调两句，回去说给嘉靖听，嘉靖也高兴。知道他这个得力的手下，无时无刻的都在为皇帝陛下着想。面上要尊重，私下里更要尊重。
造钱币就是三点，材料、样式、防伪。
材料要保证纸币的耐用、坚韧，要防水、抗污、不易破损，防伪自然就是让人难以仿造，让人能够轻易分辨假币，这体现在材料上，也体现在设计上。
样式更是重中之重，毕竟这是给人使用的么，要注重其形象，注重其代表意义。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讨论，最终定下了最大面值的一贯钱上，乃大明历代帝王，一直到现在的嘉靖，图像在正反两面，否则那么多人，一面画就太小了，背景则是紫禁城。
余下的五百、一百、五十，则是画的三皇五帝等为中华民族奋斗过的人，都是群像，没有单独一个人的。
使用量最大的十块、五块、一块，画的是普通的基层士兵、匠人以及寻常的种地的百姓。都是写实的画风，人也都是找的真人。王言还让新来的爱写野史的主簿，给这些被选中做画像的人记在了史书上。
而在印刷生产工艺上，一样也是一个挑战。因为钱的细节纹路很多，印刷的继续当然是要在线的。王言领着一帮子工匠搞了许久，这才解决了问题。
样式也被嘉靖肯定，并亲自题写了大明宝钞四个字，以及其上的钱数的字样。
如此新宝钞通过了嘉靖这一关，剩下的内阁的意见就无所谓了，甚至内阁本身也是支持的。他们都听明白了王言的道理，又是在眼皮子底下试行推广，对国家来说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事情，也没反对的道理。
毕竟今后如果是印钱，还可以主动制造赤字，内阁这些当家的都要感觉轻松一些。下边的百官们也不反对，因为这样的话，那些各种原因导致的亏空就可以十分顺畅丝滑的度过去，大家都能发财……
他们都对王言表示了赞赏，说论到捞银子的能耐，还得是王言。已经不满足于捞当前的银子，而是以国家为主体，直接坑明天、后天、大后天的银子……
他们虽然也是传统的地主老财的手段，一样弄着欠条坑百姓未来的银子，但到底不如王言这么牛逼，竟然想直接绑着朝廷一起干大的……
不论如何，在嘉靖四十二年的春天，借着新一年的各种工程开工，宫里的各种项目以及大兴的项目，不再以铜钱结算，而是以大明宝钞给付工钱。
百姓们的钱在大明的地界内，都能花得出去。同时为了避免百姓惊慌，宝钞提举司在京城内开设了众多钱庄，允许百姓按照票面价值兑出相应的铜钱。
同时也发了告示，通知到了每一个商户，有百姓拿宝钞来花，必须正常结算，否则就是意图谋反的大罪。因为大明宝钞代表的是大明朝廷，代表的是大明皇帝陛下，不认宝钞，就是不遵朝廷，不敬皇帝，就要被顶格惩治，那可真是遭老罪喽。
尤其主持此事的还是王言，这是出了名的命硬，于是他们也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但认了是认了，不代表他们没有好处。
“王知县，这些商人当真该杀！他们收了宝钞，就拿宝钞到钱庄兑铜钱！”宝钞提举司的主事如此说道。
没人是傻子，商人们很清楚，王言手里掌握的铜钱是有数的。一旦钱庄兑不出铜钱来，刚刚勉强接受，愿意拿着宝钞消费的百姓们就会疯狂的涌到钱庄挤兑，到时候宝钞自然也就破产了。
也不仅仅是宝钞破产这么简单，随之失败的，还有王言的不败神话。人们太需要王言失败了，太需要在他失败的时候打击他。哪怕知道有嘉靖力保，不可能让王言万劫不复，却也会对王言的声望造成损害。
最简单的，从王言一定行，到王言或许行，这就是天差地别了。
“不必担心，此事我早有应对。你去让人在钱庄门口张贴告示，就说将铜钱存到钱庄，年利三分。再说商户如果急需钱财扩张，可以来钱庄借贷，具体借多少、借多久、年利多少都要详谈，但是可以保证年利不会超过一成。”
“王知县是想让那些有积蓄的百姓存钱，借给那些商人？那如果大户们一面拿着钱存到钱庄，一面又拿着宝钞来把铜钱兑出去……”
王言摇了摇头：“让他们兑，随便兑。”
“王知县可要三思啊，大户们的钱可是多的很，有多少铜钱都不够他们兑的。”
“至少一两年之内他们兑不完，我们还收税呢，税也收宝钞。等过了一两年，宝钞稳定，百姓们也就都接受了，到时候由不得他们不接受。再想使坏也不行。”
说到这里，王言瞥了他一眼，“你也要主动一些。”
“王知县还请明言。”
“这话说出来你就不上道。”王言摇了摇头，叹息着摆手，“钱都在钱庄过手，进进出出都有数目可查。谁兑的宝钞多，谁存的铜钱多，都是有数的。你就不会顺着查一查？看谁不顺眼，恰好此人又处在弄死了会掀起一定的风波但又无关大局，你就逮着谁往死里整。
尤其是不懂事儿的皇室宗亲，抓到一个就能牵出其他的权贵大户，直接弄死一串。哪怕不弄死他们，也能将他们贬为庶人。不仅给陛下清理门户，不给皇室蒙羞，还减少了朝廷的开支。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个办事儿的也能赚到不少的银子，何乐不为啊？”
“哎呦，王知县，你说的轻巧，我提举司要人没人，要权没权，能做什么？能抓谁？再者我的脑袋可没有你那么硬，我好杀的很。”
“你怎么当得官呢？陛下怎么让你管这事儿呢？”
王言一脸的嫌弃，“我大明有钞法，这法是你这个主官会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给事中一起定的，你定了法，拿着法去找错，再申请一番组建监察队伍，毕竟钱庄里都是钱需要保卫，印钞局要保密，存钞的仓库要严守，销毁钞票要严格监督，有一支执法、保卫的队伍不是正常？
你上疏请求，陛下一定同意，内阁就能通过，到时候你要法有法，要人有人，还能请调别部跟随一起行动，那不是想抓谁就抓谁？拿着钞法，拿着大明律，就没有抓不得的人。”
被王言传授了栽赃陷害之道，这宝钞提举司的主官就殷勤的出去发告示了……
这个应对策略还是得当的，大户们总也不能那么齐心，全都不来存钱，或是全都来借贷，只要有人，就能做起来。
而且城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没有那么强大背景的小商人的，他们到处攀关系，辛辛苦苦的经营，每年累死累活还剩不下许多钱财。
王言在大兴主政一年，受益最大的就是这类人。他们有些想法，有些人脉，但是又不够硬，要做生意需要面对的盘剥也不少。
但是在王言这里没有那么多的乱七八糟，只要遵纪守法、照章纳税、诚信经营，那就能够开的安稳，也不怕谁上什么手段。只要是在正常的范围内的，王言都不管。在范围外的，告到王言那里，不讲规矩的可真是遭殃了。
另一方面大兴的百姓赚到了钱，有了一定的消费能力，消费也开始多样化。所购买的东西，从以往的生活必需，多了其他的一些不必须的东西。
京城的主要消费市场就是在东城，这些商家自然都赚的盆满钵满。最后一番核算，哪怕上交了清洁费，赚的银子也不比以前少。当然，这是要刨除火灾隐患罚款，那一波罚款之下，东城的商户去年一年全都赔钱。
只有后来看到机会，认为王言是青天大老爷，敢于投资创业的商户，才是真赚了钱。
同时真正的急于扩张的，也正是这些人。他们是抓住机会起来的，当然想要抓住机会发展壮大。他们不涉及到那么高层次的斗争，只想着自己赚银子，自然也不会跟那些大户们一起挤兑。
所以在发出去告示，在人们明白了官府的用意以后，这些想要进步的人就去借了贷。基本上都很顺利，看过了产业，做了调查，很快就能放款。短期的几个月，最长的两年，利息也多在四五六个点。
通过了审核之后，钱庄直接就给放款，一沓一沓的宝钞贷出去，通过这些人又继续扩散。借钱是借宝钞，存钱就得存铜钱，目的就是对铜钱进行回收，同时也用金融刺激经济发展，促进市场变革，推进生产力、创造力的发展。
这要有一个过程，但当量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势。工坊发展，雇佣人工，人工赚钱消费，市场繁荣竞争激烈，产品降价，刺激创造，产品迭代，再发展，再竞争……
只要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那就可以无限进步。
王言要做的，是领路人，是调控者。别人没有想法，他提出想法。走歪了路，他给掰回来。如此而已。
就这么发展下去，大明终将成为与日月同存的伟大帝国……
贷款一经推出，人们也就明白存款的利息是怎么来的了，看着那么多人办贷款，有余财的百姓也就放心的将铜钱存到了钱庄。大户们也是来存铜钱、存银子，而后另一面又弄着赚回来的钞票从钱庄套出来铜钱。
他们这么做没什么利益，也没能力把宝钞的盘子砸碎，将宝钞给砸崩溃。他们就是不相信宝钞的前途，不相信宝钞能坚挺的住。
但另一方面，他们现在做大宗交易也不给银票了，那是有手续费的，而是转而开始用宝钞结算。毕竟一两银子就是一张一贯钱的大票，他们的生意基本上也就是几百张，比银票还方便。
反正现在宝钞还坚挺，而且钱庄开的一天比一天多，正在逐步扩散到整个顺天府的所有县城。
这不是王言要扩张的，而是随着商业的交易自然而然的扩散出去的，渐渐的，自然也就扩散到整个大明了。
到了那时候，才是新宝钞面对挑战的真正开始。究竟能不能把宝钞稳住，保证经济的良好运转，高增速发展，最终看的就是数学，综合大明的各项数据做最终的评判，保证宝钞的坚挺。
至于大户们的不支持，王言准备让人偶然发现几个大储量的铜矿，真真假假的把铜价砸下去，到时候再搞点儿铸假币的事情搅乱局势，就能一张一文的纸币，换多枚铜钱，直接把大户的资产给打对折。
总而言之，宝钞的事情快速稳定的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京官的俸禄、常驻京城的部队的俸禄也都发了宝钞。
在短暂的坚挺，以及暴起的市场繁荣之下，人们对于宝钞的担忧就全都消失不见。有的，只是对更多财富的追寻。
别处不提，大兴这边却是干的热火朝天。一座座的作坊在城外建立起来，城内的人、乡下的人都在城外的作坊做工。
大兴的多处集市也更加繁荣起来，人流量比之去年还要更多许多。百姓的脸上是笑着的，说话是大声的，腰杆是挺直的，双眼中是有希望的……
嘉靖四十三年秋，一辆马车缓缓走在平坦、宽阔的官道上，经过了大兴的区域，来到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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