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大人拔冗远迎，小子实不敢当。”冯过向那位五旬左右、精神矍铄的官员施了一礼，很是恭敬。
“大定最年幼的状元郎远道而来，老夫焉有不迎之礼。”那儒雅中不失英武之气的官员哈哈一笑，道：“冯七郎之名，吾可是久仰的。”
冯过心下一喜，晓得对方是在示好，顺着话意道：“乌伤先生但唤小子表字可矣。”
他对“乌伤先生”真真是久仰大名，一直心存景仰，开初知晓自己前来威胜军成为此人的佐官，很是雀跃了一回呢。至于“通判”职责，监察主官并向皇帝汇报，呵呵，他怎会背刺这位大名鼎鼎的忠臣？
因为这位威胜军知军叫宗泽。
宗泽，字汝霖，浙东乌伤人，世人称为“乌伤先生”。
宗家虽贫苦，但有“耕读传家”的传统，父亲宗舜卿就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宗泽自幼随长兄宗沃参加劳动，农闲则在父、祖的教导下，读书识字。天资聪慧的宗泽，勤奋好学，从小就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大约宗泽十几岁时，宗家举家迁居交通比较便利，商贸、文化较为发达的廿三里镇。在那里，宗泽视野扩大了，耳闻目睹大定吏治腐败和外敌频仍，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抱负。不到二十岁的宗泽毅然辞家外出游学，历时十余年，就学之地多达数十处。他不仅悉心求学，研读“古人典要”，而且学以致用，考察社会，了解民情，孜孜不倦地追求治国之道，逐步看清了整顿吏治是解决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同时眼看北燕、西宁屡屡入侵，也产生了靖边安境、为国效力的思想。于是他认真研读兵书，苦练武艺。
元佑六年，年已三十三岁的宗泽，通过发解试后，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开封应省试。宗泽通过省试后，进入殿试。宗泽在殿试时，不顾字数限制的规定，洋洋洒洒写了万余言，力陈时弊，还批评朝廷轻信吴处厚的诬陷而放逐蔡确，认为“朋党之祸自此始。”这是宗泽第一次在政治上亮相，就充分反映出他革除弊政的强烈要求以及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主考官“以其言直，恐忤旨”，将宗泽置于“末科”，给以“赐同进士出身”。宗泽虽未能名登榜首，但毕竟通过了科举考试，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两年后，宗泽被派往大名府馆陶县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宗泽到任不到一个月，就迅速而妥善地处理完该县历年诉讼积案，显露了他处理政务的才能，赢得了属吏们的信任和敬仰。
知府吕惠卿命宗泽巡视御河修建工程，这时宗泽适丧长子，他强忍悲痛，奉檄即行。吕惠卿闻知后，赞叹道：“可称得上是为国忘家的人啊。”这时天寒地冻，宗泽在巡视中发现不少民工僵个道旁，立即上书司，建议推迟工期，待明春天暖时再动工，并表示届时“当身任其责”。朝廷同意延期。次年春，河成，所活甚众。宗泽在官场初露头角，就表现出勤于职守、为官清正、体恤民情等高尚品德。
此后，从元符元年至政和四年，宗泽先后任衢州龙游、莱州胶水、晋州赵城、莱州掖县等四县知县。从政二十多年，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着，所至称治，赢得了各地群从对他的信赖和爱戴。然而，由于定王朝政治极端腐败，权奸当道，因而宗泽长期得不到提拔和重用。
进入崇宁朝以来，朝中主战派隐隐有抬头之势，比如辛弃疾入兵部，梁储内阁，费宏、杨廷和等被迁升，宗泽也藉此东风得受重用。一军主官乃是正五品，比七品知县可是升了四阶。
从官员升转制度来看，历代都把官员晋升五品和三品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朝廷为此设立了特别的限制和准入门槛。也就是说，大多数低级官员要想跨入五品、三品这两道门槛十分困难。
除了谏议监察类职官外，凡六品以下官吏皆归吏部和兵部铨选，五品以上官员则由内阁选授，皇帝亲自任命。一旦进入这个品级，便可享受穿戴绯色公服、佩银鱼袋（内装进入宫门参加朝会的凭证），且日后晋升不须再走铨选程序，正是因为五品以上官员享有如此高的政治待遇，因此被当作是一个重要节点。
尽管五品官算不上朝廷大员，但要跨过这道门槛的条件却相当苛刻。一是有担任六品清官（清官特指六部员外郎等十二种职务）或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詹事司直等职务的履历；二是应有规定的“工龄”，即入仕以来实际在职时间。起初定为八年，后改为十二年，再又改为十六年。
按照这个规定，首先那些非清流出生之辈，若无特殊原因，是绝无可能担任六品清官的机会的。其次，在中央各寺监等机构任职的官员，因其品秩不超过七品，所以这些人尽管是清官，但也无法企及六品清官这个条件，所以这一大部分人是很难超越五品这个局限的。
这种州县分等次，让基层干部在不同等次间缓慢晋升的机制，也为后世所沿用，因此跨过五品这道坎成了州县官职的一道“天花板”。在众多的官方史书上，很多人虽然都是“宣付国史”的模范人物，但其中不少人做到头也就是一个人民的好县长。
因缘际会之下，宗泽升了官，算是跨过了这道坎，在五十二岁这年步入大定中层官员之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虽已年过天命，却未放下过为国为民之心，位置越高责任越大。
冯过晓得，宗汝霖是个清直之人，怕是未多将他这个状元看的多重，但其与陈亮相交莫逆，且乌伤上饶仅相距三百里，这才对他有意示好吧。
嗯，乌伤即义乌。
二人聊了几句，宗泽又与冯过略略介绍了迎候之人，便领着前往城隍庙。
按例，新官上任需在城外斋宿三天，第四天清晨，由父老人等将新官员领进城中，祭祀城内诸神祠。
本朝知府、知州、知县新到某地上任，第一天是不能进城的，而是要在当地的城隍庙过夜，第二天才能进城交割上任。而且，朝廷有定制，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地方官还必须要到城隍庙祭祀。
自大昌始，民间官方开始崇拜城隍神，但还不普遍，秦楚时期，虽然普及率大有提升，但官方并没有将城隍神通行天下，直到大定开国时，城隍神才成为府州县标配的官神。
洪武三年，南京城隍庙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陶凯就建议按照朝廷的编制在城隍神下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并设左、右二司之神。但太祖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不设六曹，只保留左司神、右司神。京师城隍庙建成之日，太祖亲自撰文致祭，定迎城隍神时以王者仪仗。
到了洪武四年的时候，太祖又下诏将各地城隍神之公、侯、伯爵位革除，各省之城隍神只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
城隍神在神仙系统中最受重视，常威在一篇祭文中说道：“予不敢径达上帝、后土，于今月十一日，亲告于钟山之神，望神转告于上帝、后土，惟京都城隍之神，先期与报，至日祝焉。”
从太祖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国家祀典中，等级从高至低分别为上帝、后土、钟山神、京师城隍神。所以凡是遇到天灾，官府先要到城隍庙祭祀，然后由城隍神上报给钟山神，钟山神再上告上帝、后土。
地方官上任，先要到城隍庙拜谒立誓，祭文中要向城隍神表明自己造福地方，执法公正的心迹，祭祀完了以后还要在城隍庙留宿一晚，第二天才能按程序正式走马上任。
地方官在遇到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时，有时也会在城隍庙进行审判，其意无非是表明三尺神明在上，断案官员虽可欺于明，却不可欺于暗，也示法律审理程序的公正性。
同样，百姓如果遇到纠纷，而官府又一时无法给出合理的审判，他们就会到城隍庙中赌咒起誓。
冯过非主官，倒是不必在城外斋宿，但祭祀城隍是不可省略的。
衙门预备的仪仗开道，冯过换上公服，前去城隍庙进行祭祀。
自有礼房先准备牲酒等物陈设。礼生及父老人等，导引冯过及同僚属官吏到庙中。
此处祭礼过程十分繁琐，略过。
宗泽亲自为赞唱。
赞唱行初献礼。引赞引新官诣神位前。
赞唱跪。新官跪。
赞唱众官皆跪。赞唱献爵。
执事者捧爵于左。跪。新官献毕。仍授执爵者，以爵奠于神位前。
其祝文曰：
“维某年月日，某官奉郡来官。务专人事。主典神祭。今者谒神。特与神誓。神率幽冥。阴阳表里。予有政事未备，希神默助。使我政兴务举，以安黎民。予倘怠政奸贪。陷害僚属。凌虐下民。神其降殃。谨以牲醴致祭。神其鉴之。尚飨。”
礼罢，又有本地乡绅争相邀请赴宴，冯过自是未应，只道“来日方长，本官初至本地，还需仰仗诸位员外”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