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四年七月，皇帝常佶下令由宦官童贯总领熙秦七军及吐蕃首领董毡领兵三万出熙河；宦官王中正率领河东兵六万出麟州；种谔将鄜延及畿内兵出绥德；外戚高遵裕率领步骑出环庆，大定五路伐宁，欲毕其一功于一役，举全国之力，将西宁从版图上抹去。
五路大军，兵力三十五万，加上民夫一共五十六万人，比太宗的雍熙北伐还要多十五万人，换言之，这是大定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崇宁帝将所有本钱都压在了这场战争。
五路大军有三位统帅，分别是宦官童贯、王中正，和大衙内高遵裕，名将种谔、刘昌祚虽说也单独统率一路，但要受到主帅节制。
在战争初期，定军就像打了鸡血一般，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并在野战中多次将西宁骑兵杀得狼狈不堪。
童贯一出战，就在龛谷城大败西夏部队，并抢夺了大量粮草，之后攻下兰州。他所辖的熙河军团是西北军中最强的，西宁军队根本不是对手，童贯部更是冲上了天都山，一把火烧了西宁的皇宫。
种谔的鄜延军在米脂城外击败了梁永能八万大军，斩八千首级，夺马五千匹，先后夺取米脂、银州、夏州、盐州。
宁宁战争中，大定一直处于劣势，西宁骑兵很强，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战役中，定军败得一塌糊涂。然而，在此次征伐西宁之时，定军一改常态，不仅悍不畏死，更是在野战中杀得敌人胆战心惊。
朝廷的作战计划，原本是让刘昌祚、高遵裕入境后合兵进攻，而刘昌祚进入战场后，发现环庆军没有跟上来，刘昌祚只能单独作战，当然了，泾源军很强，根本不畏惧任何挑战——
既而环庆兵不至，刘昌祚与姚麟率本路蕃、汉兵五万独出，离夏界堪哥平十五里，遇夏人三万馀众扼磨脐隘口，不得进。
之后，高遵裕将泾源军缴获军粮全部拿走，自己率军进攻灵州……
宁军掘河水灌定军后，定军溃败之时，高遵裕还令刘昌祚殿后，粮道被截，泾源军损失惨重，定军只能全线撤退。
又过旬日，种谔的九万人马因宁人坚壁清野，减员严重，只剩三万余人；王中正部伤亡两万余人。童贯部由于小心谨慎，全军而还。
五路定军总计伤亡二十余万兵士、民夫，可谓惨胜。
此战定军只占领了银、石、夏、宥诸州和横山北侧一些军事要点，使西定在横山沿边地带不敢耕者二百余里。但相比于消灭西宁的初衷，战果确实一般。
为此，东京兵部尚书辛弃疾及一干有志之士总结战况始终：
一、五路大军缺乏统一指挥，相互掣肘；二、五路大军出动，地形限制，后勤补给跟不上；三、大定军队战斗力普遍比较弱，战斗力不强；四、战争后期，西宁军队反弹厉害，充分利用地理、气候优势，坚壁清野、水淹、气候寒冷，形势严重不利定军。
事后诸葛亮也好，马后炮也罢，至少辛弃疾几个面对直视且用心总结了战争得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不断的总结方会有成长进步。
但满朝文武也只是他这区区数人发声，绝大多数臣工尽皆失声，噤若寒蝉，将此事视为雷区，不敢稍提。
早前不是对官家多有怨言嘛，总说皇帝过分追求奢侈生活，在南方采办“花石纲”，在汴京修建“艮岳”，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酷好艺术，工书善画，能诗擅词，精通音律……但大定需要的是一位励精图治有雄才伟略的皇帝，而非“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的艺术家。
好了，皇帝终于在你们一番貌似义愤填膺忠贞清介的言词撺掇之下大兴刀兵，什么收复失地振我国威，什么覆灭异族鼎定河山，那叫一个热血沸腾激情澎湃，结果呢？
“和平共处”才是百姓福祉，“养强兵而不用”才是国家发展强大的保障，这是定律。止戈为武乃为国之上策，历史已经多少次证明了，穷兵黩武是国破的先声。天下安宁，自中兴以来，百度废而复备，皆其辅相之力，诚有功于国。
穷一国之力，却遭反噬，战争投进去的巨额钱财不提，还伤亡十余万军士、百姓，这责任该谁承担不需多说。
事到而今，唯有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更需深挖造成此困境的因由，要从源头扼止。咱大定虽然富庶，万民臣服，但国际形势不容乐观，为求和平，外交之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若有人为了一己私欲而居心叵测要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此乃国之罪人也。似此等祸国殃民之辈需狠狠地惩治以为后人明鉴。
简单的说，像辛弃疾、李纲这些个主战派应该被揪出来开批斗审判大会。
哦，你说童贯也是主战派，有吗？这个可以没有，或者……真没有。
没眼力见的，童道夫是官家的心腹，虽与蔡相有些矛盾但终究是同道中人，将他列入主战派“鞭尸”，脑子哇塌了伐？
其实，本朝开国之初就出现了两个阶层，即世袭功勋贵族和科举出身的清流。
自此，但凡清流出身的官员多是主战派，但凡贵族出身的官员多是主和派！清流出身的官员主张改革，如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章惇；贵族出身的大多反对改革，例如王若钦、吕夷简、司马光。当然清流们一旦成为新贵族就马上变成主和派和保守派了；例如富弼、韩琦。
所以改革、保守；主战、主和同忠君爱国，同思想进步毫无瓜葛，纯属世袭贵族和寒门官员之间的博弈而已。
有趣的是，都说文官死谏武将死战，此时却变成儒生好战，和武人更换了立场。而且往往在时局危难、需要武人镇定局面的时候，书生却表现得尤其好战，慷慨激昂。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在大定以前，王朝的军队都是由专业军人，也就是武将们统率的。在那个时候，文官如果想要插手军事，只有披上铠甲，亲自参军。
到了大定，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皇帝为了避免出现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局面，把军队的调拨权、战略的决策权都交给朝廷里的文官。
这些文官对儒学和道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更关注的是名节，因此，试图在政策和军事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武将们基于实际军事力量的考虑，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却被贬斥为懦弱、卖国。
结果，本来应该由武将拿主意的战略战术，被外行文人一搅合，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大定百五十年，在军事上屡屡受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而发展至今，所谓“战、和之争”其实可视为新旧党争的延续和变化，一脉相承，让这貌似繁荣昌盛实则风雨飘摇的国度愈发的摇摇欲坠。只不过，能看到此节之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一旦公然发声定被视为危言耸听妖言惑众的异类。
朝堂上的明争暗斗，五路伐宁后埋下的深度隐患，冯过这个“异类”不甚明了，于他而言，当务之急是乡试。
首场考罢，他自我感觉良好，却没有与徐元杰刘几有过多交流，只简单的聊了聊便各自休息。乡试可是门体力活，九天六夜且有得熬呢，赶紧休息。
是夜，他美美的睡了一觉。
十一日考二场，有了首场的经验，哥仨并没有早早的到贡院候场，临近午时方用罢膳食斯斯然步行过去，近两个时辰检录入场后，又重复了初八日的操作。
其实，首场后便有三十余考生失去了本次乡试再考资格，除了作弊被查，更多的是答卷出错犯忌——
“卷首书姓名、籍贯、年貌、出身、三代、所习本经。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污染太甚，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年号，三场策题讹写，暨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以违式论，贴出。”
考生试卷首页书写姓名、籍贯、所习哪一经等详细信息，这部分在阅卷过程中是要被弥封的，其中对于考生试卷和字迹及行文规范也做了具体的要求。试卷书写潦草，楷书、草书夹杂，交白卷，涂抹太过有污迹，在试卷文字上留下特殊标记，行文中不避讳皇帝父、祖的名讳，皇帝以及圣人的名字都属于违规行为，收卷和阅卷的官员在评阅试卷的过程中，会把考生试卷中的讹错、违式处用贴标签的形式明确指出，而被贴出的考生名单一般用蓝榜张贴于贡院外，这些考生即被取消考试资格。
冯过自是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蓝榜是万万上不得的。
次日，二场考题牌竖出，考生们赶紧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