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和轩辕澈的一天。
忙完事情告诉你的选择，那就早点休息了。
忙完事情后，苏宁和轩辕澈就好好休息了。
此。他能从日常生活中挑选出重大事件或小插曲，对事情加以渲染或淡化，捕捉它们的形态、本质，呈现这个他和朋友们在其中生活、工作、养儿育女的社会的样貌。人们期待他将周遭发生的一切诉诸文字。我猜想他童年时就跟同学们想法不同，也许会跟大人谈论严肃的话题，而且和我一样，从小便不太在意孤单。我想这类人长大后通常不是成为作家，就是变成职业罪犯。在整个童年时期，我一直认为自己与其他小孩的想法不一样，虽然不见得比较深刻，但我会努力尝试用某种独创的、形而上的，或具有美感的方式来看世界，并在脑中对想法加以整理、组织。我看的书比其他小孩多。我沉浸书中，书便是我的避难所。我常坐在角落，小指勾着下唇，看得入神，沉迷在书籍引领我进入的地点和时代之中。到了高二，我有段时间开始认为自己能写出像其他作家那样出色的作品，我相信自己有办法靠一支笔创造奇迹。接下来我写出了好几个糟糕透顶的故事。进入大学后，我发现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敞开，老师在英文课和哲学课上教的书和诗，让我第一次感到生命存在着希望，我也许真能在一个群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可以在我怪异的新朋友和一些特定的新书中感觉到，我正逐渐变得完整。有些人想成名或变富有，但我和朋友们想要的却是真实存在的感觉，我们希望变得有深度。我猜，我们也想做爱。我对书的依赖就像有人每天非吃维生素不可，担心若不这样，自己就会永远是个原地踏步的自恋狂，根本不可能变得有思想、被看重。我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只持续了五周，因为坐公交车去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实在太累人了。之后我又被怪人、少数民族、剧场人士、诗人、激进分子、同性恋者所吸引，而他们多少都帮助我得到了自己一直迫切渴望拥有的东西，即政治上的主见以及文艺气息。我的朋友们带领我进入克尔凯郭尔、贝克特、多丽丝
莱辛的世界，它们的富饶与刺激令我心醉神迷。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读c.S.刘易斯的自传《惊喜之旅：我的早年生活》时，他提及审视自己的内心，发现了“一座欲望的动物园、野心的疯人院、恐惧的温床、盲目仇恨的深闺”。我当下感到满足和宽慰，因为我总以为那些备受尊崇的人，那些世上最和善、最聪明的人，他们的内心跟我，或者说，跟图卢兹-罗特列克 截然不同。我开始为《大学学生报》撰写有关大二学生的文章，幸运的是，我正好上大二。我对大学所有的科目都不在行，除了一门——我在英文课上是最高分。我的论文写得最好，但我的野心不仅于此，我想得到更多人的肯定。为了成为一位众所周知的名作家，我十九岁便辍学了。我搬回旧金山，不但没有成为名作家，反而成了一个临时雇员，我能力差又爱哭是众所周知的，我哭是因为工作乏味又不相信自己竟会落到如此下场。后来，我在城里一家大型工程建筑公司的质量保证部门找到一份文书整理工作，整天被海啸般的大批三联单和备忘录淹没。处理这些文件是烦人又枯燥的苦工，让我总觉得两眼挂着如熊猫般的黑眼圈。最后我发现这类文书整理工作大都可以扔到一边，不会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果，于是便放心着手撰写短篇小说。“每天腾出一段时间写作，”父亲一直这样告诉我，“就像练钢琴一样，事先排出时间，把它当成一种道义上必须偿还的债，要求自己一定要写完。”因此，除了在办公室偷偷摸摸地写，我每天晚上会带着记事本和一支笔在咖啡馆待上大约一个小时，同时也灌了不少葡萄酒，因为作家都是这样，父亲和他所有的朋友也是如此，而且他们都觉得蛮有效果，但这也发展出令人困扰的新趋势——他们开始试图自杀。这当然令我父亲非常痛苦，但我们俩依然坚持写作。
我最后搬到了博利纳斯，父亲早在离婚前一年便跟我弟弟搬到了那里。我开始靠教网球和帮人打扫住宅过活。连续两三年，我每天都会写一点东西，但主要都在写我的呕心沥血之作，一部叫《阿诺》的短篇小说。写的是一位秃头、留大胡子的心理医生阿诺，有一天他跟一位患有轻微抑郁症的年轻女作家以及她患有轻微抑郁症的弟弟待在一起，阿诺给了他们各式各样心理方面的有用建议，到最后他放弃了，决定放下身段，学起鸭子走路并呱呱叫，逗他们笑。这是我向来偏爱的主题：两三个完全没救的人恰巧遇到某个人，例如一个小丑或外国人，给了他们一丝短暂的鼓舞，并向他们坦承：“我也迷路了！可是你们看——我知道怎么抓到兔子！”这是个糟糕的故事。我也写了不少其他东西。我记录周遭的人、我居住的城镇、我的回忆，也记录自己的心态、得意的时刻、自卑的心境，以及偷听到的趣事。我试着像船舱里的老鼠，抖动着薄得可以看见血管的耳朵，专心聆听周遭动静，并快速记下我听到的一切。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写我的短篇小说《阿诺》。每隔几个月，我便会将它寄给父亲在纽约的经纪人，伊丽莎白·麦基。“嗯，”她的回信总会这么写，“现在它真的有点样子了。”辛辣的书评、酗酒、焦躁……出书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但写作有！这部小说我持续写了好几年。我极度渴望出书。不久前，我曾听一位牧师说“希望是一种义无反顾的耐心”，我不妨补充一句，当作家也是如此：希望产生在黑暗之中，只要你站出来，坚定不移地努力将事情做好，黎明便会降临。你等
待、守望、努力工作着，你不放弃。我没有放弃，大部分是基于父亲对我的信心。还有，很不幸的，我在二十三岁时突然有了一个想要讲出来的故事：医生诊断父亲得了脑癌。他和我们三兄妹都很难过，但我们还是挺住了，虽然只是硬撑着，不至于被悲伤淹没而已。父亲要我留意并记录一切：“你写下你所知道的部分，我也会写下我所知的部分。”我开始动笔写下父亲将要面对的状况，然后将这些文字整理、修改成几篇互相关联的短篇小说。我把发现父亲患癌前一年内所写的所有小片段集合起来，改成了五个连贯的篇章。病弱得无法动笔写下他“所知部分”的父亲，看后相当赞赏，要我将之寄给我们的经纪人伊丽莎白。寄出后，我等了又等，那一个月我都快等得人老珠黄了。不过我猜她收到后一定欣喜若狂，因为她看到的终于不再是《阿诺》了。她并不是个有虔诚信仰的人，但我总想象她会将那份稿子紧抱在胸前，闭着双眼，身子微微摇晃，喃喃自语着：“上帝，感谢你。”她将稿子寄给了纽约的好几家出版社，后来被维京出版公司采用，出书过程就此展开。这本书在我二十六岁、父亲过世一年后出版。老天！我出了一本书！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一切。我终于梦想成真了，对吧？在我获得第一本书的出版合约之前，我相信出书会令人立刻感到心满意足、别无所求，同时这也是一种真切又带有浪漫传奇色彩的体验，犹如在贺曼文具广告中，某个人以慢动作又跑又跳地穿过开满野花的草原，投入欢呼喝彩及自我肯定的怀抱。但这些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对大多数作家而言，新书上市前的几个月，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时期，就像电影《现代启示录》的开头二十分钟，马丁·辛在西贡的小旅社房间里完全失控的状况。等待和幻想、快乐和阴郁交替，令你筋疲力尽，此外还有新书上市两个月前预览版书评对你造成的影响。我这本叙述至亲死亡的个人经历、充满情感的书，得到的头两篇短评是：我过世的父亲会说我写这本书简直是浪费时间。这是一盘乏味、洒狗血、自我耽溺的大杂烩。这并非原文照录。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正如你想象，我有点焦躁不安。我每天晚上喝酒喝得很凶，并在酒吧里告诉一大群陌生人，我父亲过世了，我写了一本书描述这件事，以及预览版书评如何批评了我的书，接着我开始大哭，再点几杯酒，然后告诉他们，我家里养过一条很棒的狗，名叫露琳，我十二岁时不得不将它安乐死，至今依然一想起来就难过。我还会告诉我的听众，我唯一办得到的事，就是别跑去洗手间把脑袋一枪轰掉。接下来，那本书问世了。我得到了一些主流报刊的好评，也有少数“很糟糕”的评价。我出席了几场新书签售会，接受了一些采访，还有不少重要人士宣称很喜欢这本书。大体上我并不打算就此封笔。我私下里相信，胜利的号角终将响起，重量级的书评家将会宣告，我的书是《白鲸记》以来第一本精确描写了生命之复杂难解的英语小说。我在出版第二本书时仍这么想，然后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时依然如是。每一次我都错了。但我依旧鼓励任何有心写作的人放手去写。我只会试着提醒那些渴望出书的人，这件事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好，但写作有。当你写作时，你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贡献出来，有那么多事物可以传达给他人，还能得到许多惊喜。你必须迫使自己去做的那件事，即实际动笔写作，反倒会成为整个过程中最美妙的部分。就像你原本是因为需要咖啡因才去泡茶，到最后却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完整体验茶道，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奖赏。成年后的我几乎每天都能完成一定的写作量，即使并没有因此赚大钱。我会毫不犹豫地一次又一次投入写作，虽然每次总免不了犯错，或经历低潮、崩溃等过程。有时，我无法确切告诉你我为何要这么做，尤其当我感到茫然又可悲时，就像一个有财务问题的西西弗斯。不过在其他时候，写作对我来说宛如一个人——一个经过这么多年、依然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人。这令我想起温德尔·拜瑞写给他妻子的一首诗，《野玫瑰》：有时信赖和习以为常令我视而不见，于是我虽在你身边，对你却像对自己的心跳般，一无所觉。 突然间你在我眼前一亮，如茂草边一朵盛开的野玫瑰，优雅明艳，就在昨日仍仅有阴影之处。我再次感谢上苍赐予的好运，再次选择我过去所选。我从小便认为写作，以及那些擅长写作、能像魔法师或天神般创造出一个世界的人，带有奥妙崇高的色彩。我过去一直觉得，有人竟能深入其他人的内心，让我这样的人抽离自身，再引领我们回归自我，实在很奇妙。你知道吗？至今我依然这么想。我将娓娓道来，我在写作生涯中学到的大小事如今，我教别人写作。这个工作机会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十年前，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份在写作研习坊任教的工作，我便一直教授写作。“可是写作这件事是教不会的。”有人这么对我说。而我会回答：“你又是哪号人，上帝指派的教务主任？”若有人来我的课堂，想学习写作或想写得更好，我可以告诉他们对我向来很有帮助的一切，以及我个人每天经历的写作过程。我能教他们一些小事，或许刚好是所有出色的写作指南中都没提到的。例如，我不确定是否有人说过，十二月历来是不宜写作的月份。十二月的每一天都是“忧郁星期一”，而星期一也不是写作的好日子。经过整个周末的无拘无束、实际体验和纵情想象后，接着到来的星期一就像你暴躁又缄默的斯拉夫叔叔般，你又得在书桌前坐下来工作。所以我只会建议写作研习坊的学生们，绝不要在十二月的星期一开启重要的写作项目。毕竟，何必让自己一开始便遭受挫败？人们总会采访名作家为何写作，诗人约翰·阿什贝利回答（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因为我想写。”弗兰纳里·奥康纳则回答：“因为我擅长。”若有人问我一样的问题，我会引用这两句话，并补充：除了写作，我没有其他赖以为生的职业。不过私下说句老实话，我的确想写，也擅长写作。这并非自以为是。我常提到电影《烈火战车》中的一幕，男主角埃里克·里德尔，那位苏格兰短跑选手，跟他担任教堂神职人员的妹妹在苏格兰一处风景优美、遍地石南的山坡上漫步。她不断叨念着，要他退出奥运赛前训练，回来投入他们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他回答，他很想去中国，因为那是上帝对他的安排，但首先他要将全部心力放在训练上，因为上帝也赐予了他敏捷的步伐。上帝赐给我们当中一些人运用文字的敏捷天赋，也赐予我们像热爱大自然般热爱阅读的天性。我在写作研习坊的学生都拥有这种热爱阅读的天赋，而当中有些人对文字的感受力的确很敏锐，文笔也很好，有些人则不那么敏锐，写得也不太好，但他们依然喜欢读杰出的作品，也有心写作。我会对他们说：“嘿！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不妨去写吧。”我告诉学生，每当我早上坐在书桌前准备动笔，面对一大叠白纸，脑中没有多少点子，惊人的狂妄和自卑同时存在着，手指摆在键盘上却不知要写什么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告诉学生，他们会希望自己马上就能写出杰作，虽然这不太可能实现，但若一直保持信心并持续练习，有一天可能会写出好作品。他们甚至会从“希望写出杰作”，进展到“只想一直写，只想持续做”，就像沉迷于弹钢琴或打网球，因为写作本身会带来许多乐趣和挑战，它结合了工作和玩乐。当他们构思和撰写自己的书或短篇小说时，脑中会盘旋着各种想法和创意。他们将会透过全新的观点看世界。他们看到、听见和学到的一切，将会成为送进磨坊里的谷子。在鸡尾酒会上或在邮局门口等待的队伍中，他们会搜集各种意象和碰巧听到的对话，然后溜到一旁，把这些材料快速记下来。他们会碰上充满令人抓狂的乏味、不甘心的绝望，只想就此永远封笔的日子，也会遇到情绪高昂、感觉有如乘风破浪的日子。接着我告诉学生，作品被报刊或出版社采用的可能性，还有因出书得到大笔钱财、获得心灵平静甚至喜悦的可能性不太大。情绪低落、歇斯底里、皮肤病、肌肉抽搐、棘手的财务问题也许会出现，但因为出书而得到心灵上的平静则几乎不可能。然而，我认为他们还是应该写下去。我试着让他们真正明了，写作，甚至越写越好，最终出书或有短篇小说和文章被采用，并不会为他们打通一条终南捷径。他们不会就此一帆风顺，也不会感觉到世界为自己敞开了大门，并真的达成最后目标。我的众多作家朋友脸上并没有散发出心满意足、怡然自得的光芒，他们大都带着忧烦、饱受折磨和惊奇的神情，有如接受动物实验的狗被喷上了针对私密部位的体香剂。但我的学生听不进去。他们不想知道我出了第四本书后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的事实，也不想被告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太可能出书，甚至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办法以写作为生。他们对出书的幻想与现实状况差距很大。因此，我会跟他们提起我四岁大的儿子山姆的故事。他上的是一所基督教会附设的小型幼儿园，前阵子老师给他们讲了感恩节的由来。他有个朋友也叫山姆，已经十二岁了，很关心政治。他要我儿子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感恩节的一切全都告诉他，于是我儿子把在幼儿园学到的讲了出来。那是个动人的小故事，讲述当年清教徒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因此邀请印第安人参加丰收庆典，共享欢乐和美味的食物。讲到这里，大山姆转身，语带苦涩地对我说：“我猜他还没听过清教徒把沾染天花病毒的毛毯送给印第安人的那部分情节。”也许我们还没送出那些毯子，也许我们依然恪守良好的行为准则，但重点是，我那些渴望出书的学生还不知道，这件事会带来一条怎样的“病毒毛毯”。因此，这是我要告知他们的事情之一。但我也告诉他们，有时，我的作家朋友会觉得写作的时候要比其他任何时刻更自在、更有活力。有时他们写得很顺，便会感到自己有所成就，仿佛那些确切、真诚的文字早已存于脑中，只需要把它们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便有点类似帮母牛挤奶：奶水是如此充沛香浓，而母牛也乐意让你挤奶。我希望来上课的人也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会告诉他们我近期一直在思考或谈论的、那些帮助我完成作品的大小事。有些作家的事例或他们说过的话曾启发过我，我也会在每期课程中将之传达给学生们。
苏宁和轩辕澈的计划，依进行中。
苏宁准备把大乾朝打造一个盛世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