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市的正东方有一个狭长的小岛，它被称为长岛，在长岛上有一个名叫月桂庄园的地方，每年夏天那里都会举行大型的派对，天气好的时候通过大露台，可以看到佩克尼湾的美景。四座整齐的花园、八幢附属建筑，全部都遵循了英国乡村庄园的风格，为了让房子看上去具有历史感，设计师还专门将屋顶设计地坑坑洼洼。
这座房子的女主人宾斯夫人聪明貌美，举止优雅又充满活力，在社交场合她永远都光芒四射。她是全美妇女俱乐部的成员，她的丈夫查尔斯是摩根大通银行合伙人，身兼16家公司董事会职务，那些经常出入月桂庄园的友人皆为温文尔雅、生活精致的上流人士，即使是在家里吃个便饭，也都要打黑领结。
他们是禁酒令的反对者，宾斯夫人很不了解，为什么有些妇女为了支持禁酒令，就支持“干派”参议院候选人，而不顾其他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的事项。她觉得胡佛是当代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为了支持他的竞选，她曾经召集一群“银行大亨夫人”筹集竞选资金。
虽然纽约1923年废除了禁酒令，但这主要是因为那年新上任的州长签署了一部新的禁酒法案《马伦盖奇法》，他认为禁酒需要的是家庭和教会，而非法律，于是废除了原本的禁酒令。
原本的禁酒令废了，新的禁酒令从未得到过有效执行，因为如果警察真的按照那个标准逮捕犯人，纽约每天要召集1.8万个陪审团。
原本的禁酒令要求纽约警察肩负执行联邦法律的职责，现在不用了，“皮球”踢给了华盛顿，所以只要酒吧继续保持在地下，并且不破坏社区安宁，纽约警察就井水不犯河水。
可即便是如此，还是给宾斯夫人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他们不得不把酒藏在一个可移动的装饰假书墙后面。有时酒不够，他们只需要向男管家点头示意或者给司机发个指示，各种美酒随叫随到。
富人几乎不受强制禁止令的约束，禁酒派人士，尤其是华盛顿特区的，一直都是这些家庭条件优渥、人脉深厚、拥有雄厚社会资源的人嘲笑的对象。在他们交流时，甚至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将禁酒令描述为暴政，以及前北方人民抵制的《逃奴法案》。
与此同时在芝加哥，3年里发生了215起黑帮成员被杀案件，“小提琴手”们提着谋生的工具和汤普森修女们同时出现在大街上，这边“打字机”响，那边在唱《万福玛丽亚》。
禁酒令开始时，美国海岸警卫队只有55艘执法船，而私酒舰队已经可以用海军规模来比喻了。
运送私酒风险很大，随时面临被抢的风险，而私酒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让他们和陆上的黑帮一样，可以升级装备。海岸警卫队每月工资只有36美元，想让他们保持“清廉不腐”相当困难，所以不难理解当时的报纸上整天充斥着海岸警卫队不当执法、军事法庭和刑讯逼供等报道了。
等资金充裕了，为海岸警卫队研发快艇的项目却失败了，私酒贩子很快就出更高的价格给造船工人，让他们设计出比招标快艇速度更快的船只。
尽管美国也有自己的葡萄产区，但“公认的”最好的红酒来自法国，波尔多的梅克斯地区正是在禁酒令期间发展起来的。
稍微有点上进心的私酒贩子根本不愿意去贩卖本土葡萄酒，要知道1夸脱工业化生产的杜松子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6瓶普通的自酿葡萄酒了。
但对于波士顿、巴尔的摩、海伦娜和希宾的葡萄酒商人而言，这些本土葡萄酒却闪烁着金钱的光芒。
《沃尔斯泰德法》中列举了三个例外情况，医疗销售酒精、农民喝的苹果酒或自酿葡萄酒，以及宗教仪式使用的圣餐葡萄酒。
私酒想要卖的好，首先要将合法商人从事酒水生意的门路给禁了，还需要防止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干涉他们的生意，因此完美的组合产生了。
有一位名叫德·拉图尔的“法国贵族”，他是加州一个信奉天主教的酿酒家族，禁酒令期间他消耗了大量美国本土收获的葡萄。
他并非酿酒起家，而是一个化学家，专门酿造酒石，它在烹饪中很有好处。他的女儿在刚踏入社交圈的时候，按照法国的传统，他为她在歌剧院里订购了一个专属包厢，他的妻子也永远高贵典雅，一家人是当地社交圈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看书喇
他取财之路也不像其他私酒贩子，需要聚集在一起签署契约，划分各自的地盘和利益。他会为一些名流提供最好的葡萄酒，但他们只是他的客户名单中的点缀，他真正的“大单”是来自各个教区的牧师。
就算圣餐礼规定一人一口酒，就拉图尔一个人接手的订单也要90万加仑，他为了运酒还专门修了一条铁路。
温斯顿丘吉尔也见过他，那时他还是个跟着父亲一起到处旅行的孩子，拉图尔的待客之道是让客人觉得什么都不缺，就算离开了他家，只要没有离开美国，他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
他后来还给拉比供酒，有一个小教会的拉比，九个月消耗了5000加仑的葡萄酒，这位拉比的成功之道在于长长的会众名单，上面全是死人的名字，有了这个创意后，加州到处都在找废弃的人口普查账本。
延伸到后来，还有了圣餐香槟、圣餐薄荷甜酒，圣餐白兰地，但即便如此，一位联邦法官依旧觉得这些酒是合法的“圣餐酒的性质取决于其用途，而非成分。”
“怎么样？”波莫纳问米勒娃。
“看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叮了，要不擦点药膏？”米勒娃说。
“都不知道什么叮的。”波莫纳将衣服给穿上了。
“让波比给你看看吧，她才是护士。”米勒娃说。
波莫纳也是那么认为的，于是拉开帘子，走出了更衣区。
虽然休息室里有不少人，她还是一眼就看到了斯内普，他正和凯特尔伯恩说话。
一看到他，她就想起了那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梦，梦里她躺在一张躺椅上，周围都是白色的纱帘。
落地窗开着，风吹了进来，也让纱帘和他的斗篷一起随风舞动。
“你看什么？”米勒娃问。
“在想水的问题。”波莫纳没好气地说，没有理会米勒娃满脸疑问，朝他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