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解释一下“好”字音为（hào）。
写这篇文章，来源于《酒谱》之内篇《酒之事》。皆因笔者也是一个“好”酒之人，起因不明，此话虽然不明，但实则却来之有因。少时家境不佳，家人也无人有好酒之人，因而小时候没机会饮酒，却喜欢自家家酿的“醪糟”（láozāo），换做数百年以前或许也可称为“饮酒”了。其实大部分原因是当时没现在的经济条件，除了三餐之外也没什么可调节口味的，糖果一类大概也仅在每年春节能得偿所愿的有一点点。所以每每醪糟不是家里做菜和早餐用完，一半都进了我的腹中，或许因此物在家人眼中不算“酒”，也未对此过多反对，渐而基本对醪糟中所含酒精忽略不计，权当换口味和饮料，此大概算作是笔者好酒的先兆。
《酒之事》中所载历代好酒之人的趣事，对比当下，也算是能有一二，唯先贤已去矣。《诗》云：“有酒湑我，无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盖因孔子当乱世，恶奸伪之害已，故疑而不饮也。虽然身处乱世，不敢在外随意饮酒，但孔子对于酒的爱好可见一般，并没有因为怕别人谋害而不喝酒。孔子这样的担心在目前和平年代是不会出现了，用酒毒死人难逃高科技的辨别。但孔子的爱好却同当今不少好酒者一样，非是不喝，只是自己有自己的喝酒原则，在原则范围内连孔子也会“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饮此湑矣。”
有先贤之例，饮酒应该有一个原则，放在当代社会，首要是不违法，不管是政府机关的禁酒令还是法律条文的饮酒后的限制行为，都必须是要谨记在心的。而与友人团聚、欢庆时刻、家族大事乃至国之大事，势必当以“酒”而和之，方无缺憾。酒可助兴、也可排忧，既可提升豪情，也可增添情趣，适可而止为佳，畅饮开怀视为豪放。
我们经常在典籍中看到古人豪饮，记忆最深的，莫过于《水浒传》，是个汉子吃个饭都是几斤，其实是量化标准和酒精度的关系。古时一“石”（dàn）等于十斗。一斗合十升。汉代一升相当于现在的200ml，且酒精度很低，类似于现在甜酒的酒精度，所以来上几斤对于当时来说并不算什么。白居易曾说“户大嫌酒甜，才高笑小诗”这里的“户”指的是酒量。意思就是说酒量大的人嫌酒太甜，少了酒味。而后来的“酒露”才接近于现在的白酒，而根据我国的浓香型白酒标准，25%vol的白酒已经算是低度白酒的极限标准了。最早的“酒露”具体多少酒精度不得而知，但肯定连目前的最低标准也很难达到，所以也可以理解古人为什么是个汉子都能豪饮的原因，也才有我们看到的英雄们端碗一饮而尽，一碗接一碗的豪情壮志场面。
因饮酒而避祸、惹祸、避世、入世之人古而有之，比比皆是。
最早记录因酒而避祸的当属“商”朝的纣王的叔父“箕”子（ji zi）。纣为长夜之饮而失甲子，问于百官，皆莫知，问于箕子。箕子曰：“国君而失其日，其国危矣；国人不知而我独知之，我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箕子这番言论是保全自己，身为一国之君，整日放纵的饮酒而忘记了时间，向百官询问，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有什么结果。既然大家都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我又何必要知道呢，所以别问我，那样我会很危险的。于是推脱说自己喝醉了，也不知道。同样纣王也应证了大禹当初所言，后世必有因酣酒而误国之人，也给了推翻商朝时周武王讨伐的理由之一。
而避世、入世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陶渊明”大家都记得他的归隐和“桃花源记”，可实际上与他相关的“白衣送酒”的故事也说明好酒的他，虽然对时态不满，但对于有人借酒与他相识却没有一点反感。陶渊明一生屡隐屡仕，最后一次为了生计出仕之时，《宋书·陶渊明传》记载“陶潜为彭泽令，公田皆令种黍。酒熟，以头上葛巾漉（lu）之。可见陶渊明好酒急切到什么程度了，居然用了自己的头巾来滤酒。也不想想头巾脏不脏！公田三顷全种植可以酿酒的秫（shu）稻，在妻子的一再抗议下，才分出五十亩种普通的秔（jing）稻，桩桩件件趣事，实在是令人汗颜，我辈之人岂能比之。
从魏晋时“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隋之王绩（字无功）、唐之李白（字太白）、宋之陶渊明（字元亮、潜）比比皆是的好酒之人，正因这些个好酒之人才有了酒而好事，后世才有了一睹当日风流之机。
由此而可见，好酒非是怪癖，历代均有好酒几近痴迷疯狂之人，也不乏好酒成就传世经典事件、经典文学之人。仅以此“酒而好事”与君共勉，不求好酒成就好事，但求好酒不误正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