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这是一首老京城人耳熟能详的过年民谣。但民谣里所描绘的为过年而忙碌的场景，现今却不太能看的这么齐全了。
因为如果详细解读一番，并不难发现，在民谣中所描绘的诸多关于过年的准备工作中，除了扫房子外，其余的像冻豆腐，炖锅肉，宰公鸡，蒸馒头，全都是为了过年准备食物的工作。
说白了，不同于今日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在过去，除了对一家人团聚的期盼，寄托了一种对和美的家庭生活的向往以外。能纵容一下食欲，让家人放开食量饱餐几天，才是国人过年的主要内容和真正乐趣。
是的，当年盼过年的确更侧重于物质，但这也是人之常情。经过那个年代人决不会耻于承认这一点。
因为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每天的饮食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窝头和老腌萝卜，偶有疙瘩汤，也是菜多面少。而且往往是生病才能吃到的。
要是能吃一回炖肉，能放开量吃一回饺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年中恐怕就只有过年这几天了。于是过年能吃饱饭、吃好饭，便成为永远的期盼。
说到这一点，洪衍武自己也是比较有体会的，曾经经历过的许多次改革开放前的春节，让他深深了解要过好一个年，有多么的不容易。
那时，由于一切生活资料都由官方配给，每户有一个京城二商局发的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或“购货本”，简称“本”，按年度下发。
老百姓所需求的全部副食品都须“写本”，除了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肉食发肉票，其他如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白糖、鸡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要写在副食本上。
既然是定量供应，那么东西自然少的可怜。1978年的春节供应，除了甲级香烟由每户两盒增加到了三盒，一次买两毛钱的猪肉不要肉票以外，和往年没有大的不同。
无非是按照惯例，用春节特供票的方式，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一斤富强粉，一斤小站稻米。每户再分两瓶白酒，和五斤鱼、两斤绿豆，一斤黄豆。此外，每人名下还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二两豆制品。
那么对于像母亲和嫂子，她们这些几乎要做无米之炊的家庭主妇们，为难是必定的。她们必须举全家之力，倾其所有，依靠长期积攒且苦费心思，才能在大年夜准备出一顿相对丰盛的晚餐。
所以尽管知道家里已经把洪、陈两家购物本上的东西都买过了。但待母亲去上班之后，洪衍武和陈力泉仍然重新走上了街头。
他们要来一次不遗余力的再次采购，想买一些正常配给之外的“年货”，好让全家人都能过上一个“肥年”、“好年”。
要照常理而言，以洪衍武和陈力泉目前的经济实力，似乎实现这个愿望很简单。
可实则不然，因为在当年，物价虽然低得令人瞠目结舌。可有一样，当时既没有自由买卖的市场，也没有自由流通的商贩。由于东西太少，想多占你有钱买不着。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除此之外，当年的百姓家庭也没有冰箱，各种保质期短的食品一旦购买太多，也很难储存，放坏了同样也是大问题。
所以在这件事上可就让人有点难以下手了。买什么，怎么买都得费点心思。那真是个技术活儿。
一开始，洪衍武和陈力泉先去了最近的自新路副食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空子能钻。没想到那里人头鼎沸，都快下不去脚了。
而他们才站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不但发现卖花生、瓜子的柜台突然挂出了“免战牌”，让排了老半天大队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在卖鸡蛋和酱醋的柜台上，还发生了两起售货员和顾客的斗气儿冲突。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无论孰是孰非，不但都以售货员一方大获全胜而结束。而且极具年代特色，完全可以算作是当年物资短缺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两个缩影。
咱们先说有关鸡蛋的事儿。
由于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
而那时，鸡蛋又是“贵重”食品，一个是一个，连春节都没额外配给，居民全得靠平日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
所以往往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
但这个东西虽然实用，可具体的使用权可控制在售货员的手里。这些手掌“实权”的主儿，往往是对有关系的亲朋好友会恪尽职守地“照应”着，但对大部分普通顾客可就没这么周全了。
因为一来是平添麻烦，二来副食店还得承担这些坏蛋的损耗。谁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呀？
结果就因为这个情况，今儿就有个顾客不乐意了。敢情排他前面的就是个售货员的熟人，买鸡蛋时不但没要本儿，还挨个照，挑出了五六个坏的，人家拿走的全是好的。可到了他这儿呢，售货员立马就没了热情劲儿，嫌麻烦就不给照了。
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顾客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当时他就说我买的鸡蛋也一个都不能坏。否则我就找你们领导，告你走后门。
可没想到卖鸡蛋的售货员根本不怕这个，反倒挤兑他说，“后门就在那儿搁着，有本事你也走啊。你以为找我们领导就有用了？他昨天还埋怨我们挑出来的‘坏蛋’太多呢。我还告诉你，人得知足。这都是各地支援首都的，有你鸡蛋吃就不错了，再挑肥拣瘦的，惹急了我就不卖你。”
这气得顾客差点没来个倒仰，可最后他也没辙，只能干咬牙地说“等以后东西多的卖不出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
说实话，现场除了能看到未来的洪衍武，这话恐怕连顾客自己都不信。所以那售货员就笑了，非常得意地说，“回家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现在连酱油都脱销，你说的景儿，反正我是看不着了……”
得，这就是最后一句话。那顾客也只能丧眉耷眼，带着没被照过的鸡蛋负气离去。
至于第二件事儿，那其实是一场有关“二八酱”的份量之争。
要知道，在如今一体包装的酱醋调料，想当年大多能买到散装货。
油盛在铁桶里，酱油、醋、黄酱、果酱、麻酱、白酒等，盛在缸里。无论大人孩子，买上述东西，都称为“打”。
“打酱油”、“打麻酱”，是常挂在嘴边的话。路上碰到熟人，常以这种方式打招呼。如果有人问“嘛去啊？”往往对方就作答“打酱油去。”
打酱油、醋、酒，要拎个瓶子，售货员用木制的定量“提子”从缸里舀出来，通过漏斗倒进瓶子。“提子”一般分半斤和一斤两种，采用这种原始的衡量方式，对于散装液体商品的出售，确实很便捷。
打麻酱和黄酱，也都自带容器，一般用吃饭的陶瓷碗，也不必论斤两，顾客把碗往柜台上一搁，说一声“打五分钱麻酱”即可。售货员会先称碗，再把秤砣置于刨除碗的分量后应该的位置。
由于麻酱是与鸡蛋同样紧缺的定量供应食品，每人一月也只有一两。所以顾客在打麻酱时，往往眼睛紧盯着秤，生怕少了，锱铢必较。而取麻酱的方式又比较特殊，多了便缩不回去。售货员有时就会故意多打出去一些，借以减少纠纷。
可有的时候，好心也未必能换来好结果。因为再怎么多打，架不住麻酱，尤其是甜口的“二八酱”对孩子们的诱惑。只要是孩子打麻酱，回去路上必然忍不住想尝两口，用食指贴碗边蹭一圈，含进嘴里。此动作名“手儿一下”。那么必然，麻酱的分量也就不足了。
实话实说，京城人家其实都知道“采买”上的这一弊病。大人只要能腾出手来，绝不会让孩子去打麻酱。可有的时候，也确实忙不过来。特别是过年，要买的东西多，到处采买都要排大队，大人有工作还得照常上班。那么无奈下，让放寒假的孩子沾点便宜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然，大人们对此肯定都有心里准备，只要不太过分，预计在内的“亏空”也是可以容忍的。
只不过有时人算不如天算。孩子偶尔一冲动，往往就会极大程度地突破平日的底线，让大人面临一种匪夷所思又全然无法理解的结果。这时孩子再一说谎，大人再一着急，或许就会迁怒于副食店了。
洪衍武目睹的争执就是因此而起。
有一个小伙子大概是孩子的叔叔，气哼哼拿着碗找了回来，说副食店给打得麻酱不够数。他们家买了六两的“二八酱”，拿回去一称，只有三两。就是孩子偷吃，也没这么个吃法，他认为无疑是副食店给少了。
而当时柜台上卖酱醋的售货员是个上年岁的大妈，却坚持说自己干一辈子了，每次无论给谁打麻酱都是多给，少分量绝不可能。问题肯定不是在副食店，让顾客自己回家找原因。
随后她旁边那个卖鸡蛋的售货员也插嘴帮腔。说“你们家孩子才吃三两麻酱，一点不新鲜。昨天有家孩子把刚打的半斤麻酱都吃了，等人到了家都‘滑肠’了，直接就让他妈给洗裤子去了。没办法，孩子嘴馋么，很正常……”
顾客们一听就都笑，但小伙子年轻气盛，再加上脸嫩，这会就脸红脖子粗了。他的理论依据是，过年买东西人多，售货员基本已经顾不上用称约了，他们家孩子就说了，打这碗麻酱根本没上秤，很可能就是给少了。
由于是特殊时节，店里忙得热火朝天。那个买酱醋的大妈见他没结没完，很快就不耐烦了，也不让卖鸡蛋的帮忙说了。一生气，当场就借另外一个也要买六两麻酱的顾客来证实自己的清白。
她抄起人家空碗先上了称，就对那小伙子说。“你看好了碗的分量，人家也要六两。我待会儿打一下，肯定是六两二钱五。有零有整，我要差一点，你缺的麻酱我给你补齐了，要不差分毫，你就麻利儿给我认错走人。”
那较真的小伙子绝对是个青楞子，不知深浅，颇不服气。
“嘿，你还叫上劲了。二钱五你都敢说出来。我还真不信了，咱就这么办。”
结果呢，小伙子是纯属自找倒霉，人家这么大底气不是白来的。打完麻酱连碗上秤再一约，连所有在场的顾客都惊了。
别说，刨去碗的分量，麻酱还真是六两二钱五！这叫一手儿准啊！
等那小子再反应过来，那是太难堪了，臊得连脑袋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就“大妈大妈”叫上了。紧跟着就说，“我给您作揖了，您是真人不露相，我服了。”
那售货员是个老店员，气量肯定比年轻人好得多。况且因为露了脸，气儿也顺了，就没得理不饶人。
只不过旁边卖鸡蛋的那个脾气冲啊，最后又甩出的一句“片汤话”可是把小伙子挤兑得不善，也把大家再次给逗乐了。
“小伙子，知道你们家过得精细。可你也得记住了。你们家光称麻酱碗可没用，以后得连孩子一块称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