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什么要选择隐瞒……说到底，也是迫不得已。
那时的慈父，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尤其是对那些胆敢在他眼皮底下耍花招的人。一旦让他知道有人欺上瞒下，事情就绝不会简单收场——那些被契卡揪出来的人，可都是他亲自派下去的。
以他当时的脾气，恐怕连审都懒得审，直接一纸命令，把整批人全拖出去毙了。
这让陈树生心里直摇头。
人总不能从一个极端，直接蹦到另一个极端吧？有些事情，总得留点余地，总得折中考虑。
可问题是，放任不管的后果，又该有多恶劣？
本来，这种麻烦事该由捷尔任斯基来处理的。那个铁面人，虽然手腕强硬，但至少讲道理。
只要把问题摊开，把利害说透，他自然能权衡轻重，把事情压下去，不至于闹到血流成河的地步。
可偏偏……捷尔任斯基在26年就撑不住了，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那份高压，最终在某个冰冷的清晨彻底停止了跳动。
于是，沟通的重担全落在了陈树生肩上。他和慈父磨合了很久，可有些东西，不是时间就能完全弥合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行事节奏也不同，有时候一个决策的延迟，一次意见的偏差，就会让整个工作进程卡住。而恰恰是这些短暂的“耽误”，让某些人嗅到了机会。
他们开始松懈，开始试探，最后甚至肆无忌惮。
捷尔任斯基死了，他们以为再也没人能按住他们了，以为头顶上的那把剑终于消失了。
结果呢？那群人还真就把客气当福气，蹬鼻子上脸了。
慈父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文件批示被阳奉阴违，甚至他最好的兄弟——大基洛夫，那个被所有人默认的下一任接班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街头。
凶手倒是抓到了，可偏偏是个孤狼，嚷嚷着自己只是“报复社会”，唯一的目击证人在押送途中“意外”身亡，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了。
这是在糊弄谁呢？真当慈父是傻子？
所以，当大清洗的提议摆上台面时，陈树生连半点犹豫都没有，直接举双手赞成。他受够了——政策推不动，朋友被出卖，暗杀成了家常便饭。
中层干部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干脆躺平摆烂；高层更绝，直接和下面的人勾肩搭背，把利益网织得密不透风。
最要命的是工业化，明明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却被这群蛀虫拖得寸步难行。
不清理不行了。
但问题在于，这事儿不能大张旗鼓地干。要是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反倒会让矛头全指向自己。
得悄无声息地来，像修剪疯长的枝蔓一样，一刀一刀地削，直到整棵树重新变得笔直。
否则，今天你清理别人，明天就可能被别人清理。
但很可惜，慈父这次没把陈树生的话听进去。
或者说，他听进去了，却选择了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
陈树生也没工夫再劝，他手头的事已经堆成了山——必须赶在战争爆发前，把农业和工业的齿轮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
那会儿的场景，现在想起来简直魔幻得可笑。
所有人都在争论集体农庄的产量，讨论五年计划的指标，为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分配吵得面红耳赤。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文件堆得比伏特加酒瓶还高。可就是没人愿意抬头看看窗外——邻居家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坦克工厂的机器声隔着边境线都听得见。
陈树生有时候半夜从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上，都能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金属撞击声。
那不是他们的工厂，声音是从西边飘过来的。
可那些争论不休的同僚们，好像集体得了选择性失明，硬是看不见人家已经在磨刀了，而且磨得锃亮。
“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进奥斯维辛当肥皂。”
陈树生有次在酒桌上半开玩笑地说。
结果在座的人要么没听懂，要么觉得他在危言耸听。
最讽刺的是，就在他们为拖拉机产量斤斤计较的时候，隔壁的坦克装甲都已经开始量产了。
现在想想，那会儿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自己人这种近乎天真的盲目。
就像一群人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野餐，还在为谁该分到更大的那块馅饼争得不可开交。
托派那帮人整天吵吵嚷嚷的，活像一群聒噪的乌鸦。这边刚有人拍桌子喊“无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那边就有人扯着嗓子煽动“发财吧，农民兄弟们！”。
后面那个暂且不论，但前面这个必须得掰扯清楚。陈树生其实跟托洛茨基私交不错，毕竟这位苏联红军之父\"
确实有两把刷子。
虽然他的某些主张跟当时大洋彼岸的局势有些出入，但本质上并不离谱——人家的大方向是想通过世界革命来打乱敌人的阵脚，这思路本身没毛病。
问题就在于，时机不对。
苏联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呢，就想着去掀别人的桌子，这不是找死吗？
更何况，托洛茨基后来虽然处处跟慈父对着干，但说白了也就是政见不合。他拍桌子瞪眼睛，无非是担心权力失去制衡会出乱子。
这能算叛徒吗？
顶多算个唱反调的。
一个掌权者要是走偏了，那可是要带着整个国家栽跟头的，他这么较真儿其实也情有可原。
但慈父后来下狠手也是迫不得已。
政治这玩意儿就这样，今天你念旧情放他一马，明天就有人举着他的旗号造反。
这就跟处理前朝余孽一个道理——要么连根拔起，要么牢牢攥在手心里。
讲情分那是普通人的事，作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任何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定的因素，都必须扼杀在摇篮里。
说到底，这不是私人恩怨，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托洛茨基错就错在，他既看得太远，又站得太高——远到忘了脚下的悬崖，高到成了别人的靶子。
并且有句话说的很对，这个时候陈树生还是很佩服那些先贤的无论国籍但人家所总结出的一些道理绝对是有着很深的底层逻辑和哲理的。
就比如法兰西高卢，人家可算得上是最早进行自我革命的地区了并且还相当的轰轰烈烈。
其中有一本书当中的内容说的很对——最危险的时刻，往往始于改革者试图用原本的旧制度实现新理想。
这句话并不复杂但结合现实尤其是结合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很多话其实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进行解释和剖析。
尤其是一些王朝的交替更换。
最开始的那些王朝的起义者推翻了前代王朝的开创者，其内心最开始绝对都是怀揣着理想与抱负的，并且在内心当中发誓不会重蹈覆辙，并认定自己一定会比前人要做的更好。
但其结果最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往往越是担心什么越是害怕什么，就越是会被内心的担忧与恐惧所摧毁，由游侠和平民们所组建的王朝最后却被贵族所瓜分与架空。
军事实力与版图最为庞大的帝国死于自己的内部的刀锋，而由乞丐农民所建立的王朝，最后也是被农民所屠戮。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其实都是用一种类似于兄弟关系来代替制度地位关系的。
至于能力所带来的差距却不在大家考虑范围之内。
大家很大程度上都在用私人关系来代替制度关系。
这样的方式本质是为了掩盖很多问题……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谓的大清洗实际上是一条鲜血之路，慈父通过大清洗完成了从格鲁吉亚悍匪转换成为了真正的政治家。
他快速的建立起来了一套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机器，让所有人全部臣服于自己。
但却也让暴力手段成为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仲裁手段，这样的方式却也在未来为大家树立了范本。
任何威胁到共同体安全与利益的个体都应当被肉体消灭，无论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或许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些迫不得已在其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拉长，这种使用暴力的理由只会被不断的拉长。
甚至到了最后，滥用手中的暴力已经成为了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和想法了。
其最后更是在贝利亚的手中变成了制度化的设置……暴力一旦被圣神化，在世界与代界当中就会被不断增值。
这就好比一个从小见到家里面的问题都是通过家暴方式来解决的孩子，无论男女在长大后的潜意识当中都认为家暴是解决问题都是最终方式。
甚至她自己都会毫无阻碍的执行这种手段和方式。
而果不其然的，这种手段在未来还被圣神化以及恐惧化了，大家都很害怕这样的惩罚落在了自己的脑袋上，但大家却又都不吝啬于将这种手段施加在别人的头上。
并且还用着各种各样的道德高低与庇护来维护自己都会地位和利益，丝毫不谈论是谁将他们给逼到这个份上的。
就好像所有人都在指责大清洗，但却没有人思考为什么要那么做，慈父又不是什么精神病，动不动要杀人的那种。
但所有跟大清洗有关的内容都将慈父给描绘成为了，一个疯子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要铲除所有人都疯子。
但却没有一个人说为什么要去那么做，毕竟只有疯子大行动是毫无逻辑可循的，而为了强化这方面的认知，还要给他安上一个铲除异己搞独裁的一个看似合理的逻辑。
总说慈父搞大清洗，搞对立但轮到他们自己的时候，又做了些什么？
还不是一样的赶尽杀绝，并且手段更为的见不得人，并且还有着自我标榜和美化。
可谓是将自己的丑态完全的展示在了世人的面前，但他们的自我美化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时不时的还要将他给拉出来踩上一脚。
抹去他在城市当中留下的名字，降低他在历史当中的存在感，将他与沙皇相比……可唯一的问题就是，当曾经的苏联真正的展示出来自己作为沙皇的一面，并且开始向外扩张的时候。
尤其是出兵布拉格的时候，已经是在1968年的事情了，而那时的他早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甚至就连自己的死后的安宁都无法得到任何的保障了，他被从自己的棺材当中拖了出来，自己生前所奉献出来的一切，都被划上了否定。
但他一言不发。
毕竟当时慈父已经死了，已经无法阻止别人扭曲对他认知和理解了。
后边的人，无论如何诋毁他……无论如何丑化他，已经成为尸体的他都无法在做些什么了。
但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当时的选择对于大家来说……未尝不是最好的选择。
至少让很多人明白了一件事。
错与对……历史会无数次的从各个角度来验证。
………………
“不过有一点我需要稍微的纠正一下。”陈树生稍微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老腰，发出了阵阵的咔吧声。
“我之前的动作并不是在控制方向盘，而是在控制整个燃烧的过程，包括进气门的开合，活塞的推进以及出气门还有废气的排出。”
“而现在，我才是把握方向盘的阶段。”
其实单纯的表达出来的话，眼下的问题好像并不难解决……那就是放权，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拥有足够的参与感。
或者更为具体的说，让所有人都明白自己所要做的工作内容。
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主动行动起来，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会主动想办法，主动开展行动。
至于之前陈树生将所有的大小事务全都一把抓，原因也没有多么的复杂……这就好像比发动机一样，特别是燃油发动机。
所有的内燃机基本上都是一个样，想要发动机运转起来首先就是让发动机快速的转动起来，毕竟所有的内燃机结构设计在燃料充足的情况下，都是一直可以保持稳定运转的。
唯有启动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些。
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但稍微换一个形容基本上就能理解了。
拖拉机。
启动拖拉机的方式就是用摇把快速的转动着，让拖拉机的内部一切结构全都在一瞬间动起来，而只要能够运转起来发动机的结构就能保持自我运转。
而格里芬战区基地还有城市之前的状态就好像是一个拖拉机一样，没法依靠自身的能力再次开启曾经的运转。
之前的袭击成功让这台庞大的发动机停止了运转并掐灭了其中的火焰，随后发生的事情甚至差一点点就切断了内燃机的燃料堵住了其进气口。
而陈树生之前的一切安排工作，便是亲手排查这些隐患并将其给彻底的剔除掉。
这种工作并不复杂，但这种运转了很久的机器，想要在停滞之后重新运转起来，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现在这台机器已经重新运转起来了。
而对于内燃机来说，最为困难的事情永远都是起步阶段的困难，只要完成了起步工作，那么剩下的事情，就都不再是什么问题了。
那么剩下的工作就只是把握前进的方向了，而这个工作就没有必要那么紧张更不需要时时刻刻盯着了。
而当这里不再需要集中注意力之后，陈树生的目光和主要的精力就可以尝试集中在某一点上了。
那么，接下来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其实也不难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