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阁下相邀，本人义不容辞！”
听到西格蒙特斩钉截铁的答复，克洛德首相暗自松了口气，兴冲冲的说：“救国委员会成立后，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联名上书，请求陛下亲自出面担任委员会的首脑，并且授权我们在这非常时期便宜行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开展工作了！”
“首相阁下，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联名上书仍然无法求得陛下出面理政，接下来该怎么办？”西格蒙特严肃的问。
“这……不至于吧？”克洛德首相面露迟疑，“坦率的讲，咱们都是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的梁柱，即便陛下病得再重，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总不至于连咱们的联名上书也不当回事。”
“真的吗？希望你是对的……”西格蒙特轻声叹息。
……
然而事实表明元帅阁下的顾虑并非杞人忧天，克洛德首相代表“救国委员会”全体成员呈上去的请愿书，并没有得到查理四世的回应，只有宫廷总管斯泰因迈尔男爵皮笑肉不笑的捎回两句话来：
“陛下重病缠身，无法亲自主持大局，国家大事托付给首相阁下，必要的时候陛下会通过手谕下达指示，至于那个什么‘救国委员会’……怎么能让军方将领和民间人士掺和进来？这成何体统啊！”
从这一刻起，克洛德首相彻底对查理四世死心了。当天晚上，“救国委员会”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包括克洛德首相在内的全体委员一致通过由格里高利大牧首提出的“非常时期行动纲领”。
这份纲领明确指出“救国委员会”当前面临着三项紧急使命：
第一，设法与远东当局展开谈判，在维护帝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争取早日结束战争。
第二，不惜一切代价从远东人手中赎回皇太子。
第三，废黜不得人心的老皇帝查理四世，拥立弗兰克太子继位。
从这最后一条行动纲领不难看出，“救国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一个“政变委员会”。
围绕上述三条纲领，“救国委员会”争分夺秒的展开积极行动。当务之急是设法与远东摄政取得联系，表明和谈意图，雅各布·福格尔主动挑起了这副重担。
事实上这些年来福格尔家族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一直与“远东王庭”保持着密切合作，哪怕两国之间爆发的战争也没有阻断上述商业往来，这在帝国商界乃至贵族名流们的社交圈里早已是半公开的秘密，福格尔家族也曾因此引来不少批评的声音，甚至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这个左右帝国金融命脉的包税商家族有资敌叛国的嫌疑。然而至少在亚珊帝国的权贵阶层里，“民族主义”目前还没有什么市场，商人都是天然的国际主义者，贵族则更看重血统、家族甚至种族，而非定义模糊的“民族”。再加上福格尔家族在帝国境内苦心经营数代，朝野上下人脉颇广，根深蒂固，克洛德政府还得指望老福格尔承包税务，承销国债，教廷方面也需要福格尔家族这个“代理人”发行赎罪券，就连军方也指望福格尔家族帮忙筹措一部分军费——福格尔家族同时获得政界、宗教界和军界的维护，又与弗兰克皇太子关系良好，些许舆论批评又岂能撼动这个金融世家的根基？
老福格尔的工作效率一向很高，回到家里立刻给远在寇拉斯堡主持家族远东分部的安东尼发信，要求他尽快将“救国委员会”的意图转达远东摄政。安东尼也没有让父亲失望，第二天一早就回信复命。
罗兰其实也在等待帝国主政者主动提出和谈。正如他一直以来秉承的那个信念，结束一场战争远比发动一场战争更关键，随着西征作战的顺利推进，远东十多万官兵从奥列维要塞一路打到圣城特区，距离老家越来越远，补给线也拉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脆弱，后勤压力与日俱增。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总是有其极限的，战争持续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远东的战争动员能力正在逼近极限，官兵无法忍受长年累月在异国的土地上作战，后方国民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压榨下也已经付出了太多的牺牲，无法长期忍耐物资短缺的生活现状，国家的财政储备也因长期战争而濒临枯竭。
从后方到前线，厌战的情绪正在人们心中悄然滋生，之所以当前还没有广泛表达出来，只是因为绝大多数远东军民还沉醉在接连不断的胜利所带来的狂喜之中，为了赢得最终的胜利，后方民众还可以勒紧裤腰带继续忍受困窘的生活，前线官兵也不介意继续抛头颅洒热血，问题是这种亢奋状态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民众和官兵总有疲惫的那一天，总有忍无可忍的那一刻，只要西征部队吃上一次败仗，过往取得的无数次胜果全都会化作乌有，而那致命的转折时刻也将轰然降临。
正是因为充分意识到当前的一系列军事胜利都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罗兰这些天来一直饱受焦虑折磨，迫切需要给全国军民一个交代——这场战争，到底要持续到何时为止？
打下亚珊圣城可以作为全面胜利的标志吗？
恐怕不见得。
亚珊帝国的疆域实在太过辽阔，人口实在太多，战争动员潜力远在“远东王庭”之上，时间拖得越久，战线拖得越长，局势就对远东人越发不利。
罗兰料想得到，在最坏的情况下，帝国皇室、内阁以及首都的全体军民甚至有可能实行“焦土政策”，一把火将亚珊圣城烧成白地，转移到帝国腹地，利用辽阔的领土纵深组织防御，号召全体国民抵抗远东人入侵，组织游击队破坏西征军团赖以获得补给的交通线。